历史上，形形色色的乌托邦方案构成了种种风格迥异、特色鲜明的“乌托邦主义”(Utopianism)。自莫尔《乌托邦》出版后不久，乌托邦主张就“被抨击为一种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和社会方案”。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乌托邦主义者”或“空想者”成为革命者的代名词。此后，保守的社会批评家动辄就“将某种抽象的思想概念斥责为无责任心的、极端危险的东西”。[7]但正如“乌托邦”硬币具有两面性一样：一方面，我们必须牢记每一个乌托邦都是幻想，另一方面又必须承认乌托邦的价值正在于幻想——某种不曾实现、在其特定形式下也无法实现的东西。[8]因此，乌托邦承诺虽然无法兑现，但探索乌托邦的努力并非全无意义。譬如，正是由于人类对永动机的热情推动了热力学体系建立和机械制造技术的进步，这说明对于“乌托邦主义”我们有必要保持谨慎的态度：既要对其可能导致虚妄与盲目保持警惕，又要对那些葆有梦想者怀有必要的敬意。
此外，如果我们仅在中性的意义上使用“乌托邦意识”，在相对负面的意义上看待“乌托邦主义”，那么我们可能会忽略掉乌托邦精神(UtopianSpirit)这一重要意涵。后者的实质是相信未来能够超越现在。[9]在乌托邦精神激励下，人们对于现存的就是合理的加以拒斥，希冀突破实然，走向应然，努力兑现“人之为人”的承诺，借由不断超越实现人的价值。虽然，多数时候“乌托邦精神”因其“理想主义”色彩而遭致讥讽，但“正是出于理想主义树立了—个完全值得努力争取的目标，人类才日趋于完美”。[10]一旦人类失去了乌托邦精神，某种意义上人类也就失去了未来。
两千多年来，“乌托邦”早已成为一种有关完美世界的隐喻。[11]如果说目前已有了文学、政治、社会、科学、建筑等一系列“乌托邦”想象，是否也可说在中国历史上围绕“选贤任能”曾经有过一个浩大而漫长的“科举乌托邦”试验？《礼记》有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张希清等认为：“因为天下为公而做到选贤举能，或因为选贤举能而达成天下为公，这是对远古理想社会选举的描述，也是对后世选举的期待。”[12]由此可说，绵延1300年的中国科举考试史实际上就是一部集中了无数脑力与智慧、试图实现“公平选才”的乌托邦试验史，它淋淋尽致地体现了人们关于考选社会的乌托邦意识以及在悖论中体现其合理性的乌托邦精神。
二、科举考试：一场关于“选贤任能”的乌托邦试验
科举考试就是一部关于何时考、何地考、何人考、如何考、考何物、有何考事的历史。[13]既然“考何物”(科举考试的内容、形式)是测验应试者德行、能力、素质的具体尺度，直接关乎“选才”效度的实现程度，因而成为历次科举变革的焦点。唐初以来，“考何物”与经义、诗赋、策论关系最为密切，科举内容、形式的优化集中反映为人们对于经义、诗赋、策论三者优、长、劣、短的反思与评价。
(一)策论之长短
与“选官”初衷相一致，“试策”曾被看作考察应试者基本素质和施政能力的有效手段。自隋炀帝设进士之科到唐代初年，进士科只试策问，取“试时务策五道”的做法。[14]在整个唐代，策试地位显赫，以致有人认为唐代科举可概括为“以策取士”。[15]科举创立初期，“试策”形式为什么获得青睐？首先，对策需要有广博的知识、开阔的视野。以主要收入唐人作品的《文苑英华》为例，该文集收入策问和对策三十卷，计有将相、宁邦、经国、长才、方正、沉谋、雅丽、直言、体用、直谏、任官、政化、礼乐、刑法、平农商、泉货、边塞、求贤等二十多个大类，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天文、地理、民族等国计民生众多议题。以北宋苏轼为应试制科准备的进卷为例，其中的“进策”25首除总论外，细目尚有“课百官”(含厉法禁、抑侥幸、决壅弊、专任使、无责难、无沮善)、“安万民”(含崇教化、劝亲睦、均户口、轻赋税、教战守、去奸民)、“厚货财”(含省费用、定军制)、“训兵旅”(含蓄财用、练军实、倡勇敢)。[16]其次，无论是察举还是科举，策试题目大多急迫、具体，应举者需要对症下药、有的放矢，以体现通经致用的初衷。正所谓“试之论以观其所以是非于古之人，试之策以观其所以措置于今之世”。[17]庆历年间，宋祁等主张“变声律为议论”的重要理由就是“有司束于声病(指诗赋)，学者专于记诵(指帖经、墨义)”，不足以尽人才。要求将策试置于优先位置，以达到使“文词者留心于治乱”的目的。[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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