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早在《资本论》中就形象地论述了科技与经济的关系，他不仅明确地表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还更进一步地指出“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7］，这显然说明了作为生产力的科技对经济发展具有直接影响。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8］深刻地探讨了这一问题，并进一步认为科技是造成现代社会不公平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高级技能供求之间的竞赛引发了日益严重的不平等。他在书中写道“技术进步将会使人力资本战胜金融资本和财产，能干的经理战胜有钱有势的股东，技能战胜裙带关系”的乐观想法多半是不现实的。皮凯蒂曾经的同事，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的教授布伦乔尔森则更为激进，他认为“科技是造成近来不平等加剧的主要因素，科技是罪魁祸首”［9］。
如果说将经济上的两极分化直接归咎于科技有失偏颇，但有一点却是毋庸置疑的，那就是科技作为一种无形而强大的生产力，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巨大的，如果这种作用得不到控制，那么在市场机制的影响下，科技对财富不均的现实肯定会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换句话说，科技的发展能使这种由经济差距导致的不公平鸿沟更加深不见底。
那么科技是如何加剧这种经济上的不公平的？
首先，科技使资本的价值更加凸显。同样是资本，因为科技的发展，而变得更有价值，也就是说资本因附加了科技这个人类智慧的高级结晶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能增殖。资本总公式G-W-G′(G'=G+m)告诉我们，资本的增殖是由于剩余价值的参与，而剩余价值是由劳动者创造的。在科技社会，劳动者显然受到科技的武装，“科学技术扩大了劳动者的体力和智力，提高了劳动者的劳动能力”［10］178，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研究表明，劳动者得到的科学技术教育、训练和培养愈多，在生产力中发挥的作用就愈大［10］179。
其次，科技发展使财富的获得更加依赖科技，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电子商务与传统商业的对比。据统计，201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上年增长10.7%，而网上零售额则比上年增长33.3%［11］，从中可看出线下的消费品零售额的增长率远低于网上。又如2015年“双十一”，国内某知名电商的交易额达到912.17亿元，远超过2014年的571.12亿元［12］。当人们在欢呼电商胜利的同时，传统商业却面临着客源流失、成本难以压缩的困难处境。传统商家在财富获得上的这种总体竞争劣势很明显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而是由于网络科技的强势介入。也许转型为电商是传统商人可以选择的一条最为有效和简捷的路径，但对于那些对网络科技不熟悉，甚至就是不感兴趣的传统商人而言，转型不仅是痛苦的也是不公平的。
再次，科技成为经济优势一方保持和扩大优势的工具。科技是促进经济发展和个人财富积累的重要力量，占据经济优势的一方可以更好地利用科技为自己的财富增加提供便利。以资金充裕的企业为例，一方面可以雇佣科技人才组成研发团队，研发科技含量高的产品，或以科技专利为无形商品，通过专利转让增加财富。一般而言，科技产品的更新换代非常快，谁能占据科技高峰，谁就更容易获得财富；另一方面可以科技作为手段管理或经营财富，比如对于市场和投资的科技化分析，对于员工的科技化管理以及和竞争对手的科技化竞争等。
当然，除了经济领域，任何原有的分化都可能因为科技而变得更加严重，比如知识。随着科技的发展，知识在更大的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和地位。在美国，教育背景所导致的收入差距在持续扩大。1979年，拥有中学毕业证书的人与那些拥有大学学位的人之间的中位数收入差距在男性中是美元，在女性中是美元；而到2012年，这些数字分别增长到美元和美元［9］。更通俗一些，我国当下饱受诟病的火车票验证码和打车软件也是很好的案例。“所有的社会分层系统都包含不同的生活机会，所以问题是，处在被剥夺了权利的阶层中的个体，其才能在多大程度上不能得到承认和开发，其成果被社会错过了。更具体地说，我们应该找出流动渠道对各个制度领域中的有才能的人是否是公平开放的［1］614。”默顿的这句注解关注了如何保证有才能的人得到公平的对待，但事实是没有才能、缺乏知识的人更需要公平。
根据分析，可将科技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作用机制以图1所示。
图1科技加剧社会不公平的作用机制
可以得出结论：科技加剧原有的社会不公平是因为科技渗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各种原有的分化和不公都先要过科技这一关。科技犹如一个高压水枪，在它的强势过滤下，社会不公平变得更加严重。一个更值得警醒的问题是科技是在运转正常的情况下使不公平扩大的。比如，我们很难说打车软件的发明是错误的、不良的，但其却实实在在地让出租车这种具有公共服务性质的资源分配出现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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