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五年（1135年），登州文学吴敦礼特许参选，敦礼以布衣为沿海制置使郭仲荀遣往高丽，伺敌中事，得其报以归，故录之。
同时，对于那些因身份暴露而不得不逃归宋朝的间谍，宋朝政府不仅会给与他们一定的官职，而且通常会将他们安置在远离北部边界的江南，以保障他们的安全。
皇佑元年（1049年），定州路安抚使韩琦言：“边人严政者，尝使刺事契丹，今其家忽为契丹捕去，必尽遭屠害。乞补政为三班差使殿侍。”从之。
至和元年（1054年），补易州民李秀为三班差使殿侍。
始，秀为雄州刺事，有边民遁入契丹以告秀，秀畏罪乃求归，特补之。
嘉佑五年（1060年），知雄州言：“幽州人杜清自来与雄州探刺事宜。今事觉挈家来归，请补外州一教练使，给良田数顷，仍以月奉赡之。”从之。
元丰元年（1078年），定州路安抚司言：“北界人于惟孝因传达边界事，为北人收捕甚急，今乞归明。望朝廷悯其累报北事，及尝告捕北界刺事人李景等，特推恩。”
诏于惟孝与三班差使，充江南指使。
元丰二年（1079年），录北界归明人武备为下班殿侍、江南东路指使。备尝为边臣伺敌中动静，事泄，惧罪来归，故录之。
同年十二月丙辰，录北界人翟公瑾为三班借职，差江南指使。以定州路安抚司言，公瑾屡泄契丹事，惧祸，挈妻子来归故也。
元丰七年（1084年），雄州主管觇事人马杰探报北界事有验。诏与三班差使。
被赏官的间谍多为平民。
三班差使、三班借职、殿侍等虽为无品武阶，官职很小，但毕竟通过政府的特别奖赏，这些昔日的间谍已经完成了由民到官的转变，社会地位和角色发生了根本性转变。
对于那些曾身处敌境的间谍而言，如今的他们不仅再也不用惶惶度日，而且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固定的收入，从此可以安全、平静地生活。
这是政府对于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员最好的奖励。
此外还有精神奖励。
的确，在宋朝间谍史中，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是在国史中为间谍立传。
这标志着间谍已经得到了统治阶层的完全认可，并被作为忠义的表彰来激励后人。
《宋使·忠义传》中就为间谍姜绶留了一席之地。
据《宋史·姜绶传》记载，姜绶是处州人，当金兵进犯京师时，内外不通消息，他以忠诩郎应募，带密信赴南京调兵支援京师，但出城后被金兵捕获骂贼而死。
《金史·忠义传》中也记载了间谍张顺的事迹。
张顺原为普通士卒，后应募侦察敌人的兵势，并通告城中被围将士救兵将至，在其潜到城下时被俘，俘后还大声告诉城内救兵将至，结果被乱刀砍死。
有奖赏的话，当然也少不了惩罚措施了。
因为间谍情报活动除了危险性高外，还是一项保密性极强的职业活动。
一般来说，离开了保密，就谈不上间谍情报活动了。
故《孙子兵法·用间》篇中云：“事莫密于间”，并强调重惩泄密者“间事未发，而先闻者，间与所告者皆死”。
宋朝统治者对在间谍情报活动中“泄密”、“窃密”者的行为给与了严厉的处罚。
宋朝军法明文规定：“漏军事或散号漏泄者斩”；“吏卒与贼私相交通或言语书疏者斩，仍没其家财”。
对于官吏的泄密则有另外的惩罚措施。
根据所泄机密的等级不同会有轻重不等的处罚措施，如事关朝廷机密“诸听探传报泄露朝廷机密事若差除（差除谓未出尚书省枢密院）流贰千伍伯里；主行人有犯，加一等并配千里；非重害者徒三年，各不以荫论”；一般的情报“诸发运监司、经略安抚总管钤辖司人吏漏泄本司公事，杖八十；重害者加二等（重害谓机密事若奏劾徒以上罪及措置之类）”；若是直接危害到了国家安全则要被处以极刑“诸以国家事宜若重害文书及干边防报化外者绞；未通报减一等，配二千里以上，并奏裁许人捕”。
对于提供虚假情报的间谍直接处斩，“觇候谬说事宜更相推托及漏泄者斩”。
熙宁六年（1073年），“斩两地供输人、北界探事百姓王千”，原因是王千为冒领赏金而放火焚烧日沟驿庙。
至于情报传递体系，由于间谍情报必须绝对保密，万一稍有疏忽，泄露军情或贻误军机，都将造成严重的后果。
为了达到情报的快速、准确传达，宋朝主要采取了两种传递方式。
一是烽燧传递。
烽燧，也称烽火台、烽台、烟墩、烟火台，是古时用于点燃烟火传递紧急情报信息的高台，系古代重要军事防御设施，最古老但行之有效的土电报。
最早利用烽燧传递情报的记载是《史记·周本纪》：“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则举烽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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