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增设女直进士科，即策论进士，这是专为女真人设立的考试科目，该科设于大定十一年(1171年)初只试策，每场一题，用女真大字，后又增试诗或论，用女直小字。
可以说恒古以来，采用少数民族文字进行科举考试，这在我国历史上算是一大创举。
而本科设立后，首次考试在大定十三年(1173年)举行，共录取徒单镒等27人。
所取之士全部被任命为女直字教授，充实和加强了女真族的师资队伍，同时对女真族的文化开发亦起了重要作用。
所以，金一代名士，多由此科出身。
并且金代科举制度考试分4级进行，即乡试，府试、会试和殿试。
乡试的名称始于金，当时把县试当乡试，县令为试官，及格者才能应府试。
府试原为六处举行，后增至十处。
府试合格者才能参加在首都举行的考试，即会试。
泰和二年(1202年)定制度，会试策论3人取一人，词赋经义5人取一人。
会试中选才得应举殿试，而金代初年无殿试，从天德二年(1202年)开始增设殿试科，除进士诸科外，还有律科、经童科、制举、武举等科目。
进士及第后，都要从基层的小官吏作起。
大定时还特规定，地方府一级少尹及中央政府的令史要从进士出身的小官中选用。
至于中高级官员京主要从进士出身的低级官吏中选拔。
如此积数十年努力，吸引了大批汉族士人通过科举踏入金朝仕途。
使金朝的官员成分发生了很大变化。
尤其是“世宗、章宗之世，儒风丕变，庠序日盛，繇由科地位至宰辅者接踵”，从而改变了创业阶段主要由无文化的军人掌权的局面，对促进金朝政局稳定、文化的发展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综上，金代科举开始于太宗天会元年(1123年)，初无定期。
自天会五年后方转入正常，三年一试。
初分南、北两选，以词赋、经义取士，后合并为一，设进士科和女直进士科，前者分词赋、经义两科目取士，后者以策论取士。
金共开科约40次，分乡试、府试、会试、殿试4级，状元有名可考者19人。
所取之士，多用为官吏。
可见，金初以武夺取政权，其后统治者重文重武，以文治国，政局稳定，文武双全，国家安定，文化发展。
到了更后面的蒙元的话，大家知道，由于蒙古族统治者重武，文化层次低，所以元朝科举制度屡兴屡废，元朝自建立至仁宗皇庆三年(1314年)最初有近半个世纪科举停废，从而元代成为自隋唐以来科举取士的“低谷”时期。
官员的选拔主要依靠世袭和举荐，由“吏入仕”几乎成为唯一的登仕途径。
而世袭与荐举的官员文化水平极低，甚至有不识字者，经常闹些笑话。
如《日闻录》记载:“国朝故事:以蒙古、色目不谙政事，必以汉人佐之。官府色目居长，次设判署正官，谓其识治体，练时务也。近年以来，正官多不识字。至正年间，淮东有一路总管在任，省札行下，‘辩验收差课程钱谷’，唤该吏，怒曰:‘省札云“便检钱”，许多钞在库，如何不便检，’错以‘辩验’为‘便检’也。又一县令修理谯楼，读‘谯’为‘焦’;又读‘羁管’为‘霸管’。”
由此，因为官员水平太低，自然不能适应吏治的需要。
于是太宗窝阔台九年(1237年)八月，曾应中书令耶律楚材“用儒术选士”之请，诏中原诸路以论、经义、词赋三科考试儒生，同时宣布“其中选者复其赋役，令与各处长官同署公事”。
这是元朝正式建立前首次仿照科举的办法选拔士人。
但只在地方一级进行，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科举，且由于“当世或以为非便，事复中止”。
元世祖即位后，丞相史天泽条具当行大事，其中提到科举，但未被采纳。
至元四年九月，翰林海陆空士承旨王鹗等请行选举法，“远述周制，次及汉、隋、唐取士科目，近举辽、金选举用人，与本朝太宗得人之效，以为贡举法废，士无入仕之阶，或习刀笔以为吏胥，或执仆役以事官僚，或作技巧贩，以为工匠商贾。以今论之，惟科举取士，最为切务，矧先朝故典，尤宜追述。”
元世祖看过奏章后说:“此良法也，其行之。”
后来，翰林院大臣曾拟定科举程式，并于至元十一年十一月呈闻太子真金，但事未施行。
至元二十一年九月，丞相火鲁火孙与留梦炎等人上奏说:“中书省臣奏，皆以为天下习儒者少，而由刀笔吏行官者多”。
元世祖问:“将若之何，”对曰:“惟贡士取士为便。凡蒙古之士及儒吏、阴阳、医术、皆令试举，则用心为学矣。”
这一建议初元世祖批准。随及，许衡又议学校科举之法，罢诗赋，重经学，定为新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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