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民族间的迁徙、杂处，同样促进了民族融合与文化交流。
在宋的南部，吐蕃统治下的青藏高原诸部族，大理国统治下的乌蛮、白蛮等民族，南僚蛮诸族，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彼此间的融合以及与宋的交融。
这一时期，各大政治实体之间，在冲突与纷争的同时，还通过遣使、朝贡、互市、联姻等方式进行频繁交往，进行更为广泛的经济文化交流。
其结果不仅有大量的少数民族融于汉族，还有不少的汉族融合于少数民族。
具体如契丹人在南宋时大批进入中原，至元代中叶已被元朝政府视同于汉人。
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中所列汉人8种就有契丹人，元代后期“契丹”之名便逐渐消失了。
女真人的内迁从金太宗至金末，一直没有停止，特别是金宣宗因受蒙古人的压迫迁都汴京，内迁的女真人更多，约占女真人总数的一半。
他们与汉人错杂而居，互为婚姻，改用汉姓，提倡儒学，女真人的民族特色已逐渐丧失。
元代统治者将女真人、汉人、契丹人同列为第三等级，政治待遇相同，这在客观上消除了女真人与汉人的民族畛域，促使女真人更加汉化。
迨至元末，中原地区的女真人已完全融入汉族中了。
辽宋二金时期，由于民族政权对峙，民族战争不断，民族偏见强烈，民族隔阂严，民族构成的演变步伐相对缓慢。
即使在同一政权统治下的各个民族之间，关系也相当紧张。
同时伴随着封建制度向边疆地区扩展，元的统一使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
元朝以后，民族构成的变动相对固定下来。
虽然元曾把女真、契丹称为“汉人”，但只是暂时的和局部的。
元朝建立后，民分四等，实行严厉的民族分化和民族歧视政策。
到了之后的明清时期，民族构成的成份相对固定下来;
明朝与蒙古族、维吾尔族、藏族的联系进一步加强，
明朝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民族关系颇为紧张。
清承明制，所不同的是清有理藩院管理少数民族。
清朝努力经营边疆，使边疆地区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国家统一更加巩固。
清朝前期是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重要发展阶段，形成了50多个民族。
满清入关，满汉民族矛盾尖锐。
元朝清朝虽由蒙满不同民族所建，但都实行了具有较强烈色彩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政策，加深了各民族问的隔阂。
清代是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的一个重要时期。较之前代，这时的民族融合、民族交往波澜壮阔，高潮迭起，并且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首先，实现了满族与汉族和其他民族之间大融合。
像是早在清军入关，满汉之间已经有了接触。
同时清军入关后，随之满族大批迁入关内，客观上打破了满汉之间的地域界线，形成了交错杂居的局面。
同时，为了巩固统治，满清统治者还主动寻求与汉族地主阶级以及其他少数民族上层的联合。
这样，在多民族长期的杂居相处中，满族因融入汉族和其他民族成分而日渐壮大。
同时，也有部分成员分离出去，融入其他民族。
这种血缘的交流，既有利于满汉之间的融合，又密切了各兄弟民族间的关系。
其次，边疆地区各民族的融合较前代有所加强。
清初，今天我国境内的55个少数民族已基本上形成，他们主要分别在边疆地区，呈大杂居、小聚居、普遍散居的状态。
清朝定鼎北京后，先后平定了准噶尔部的分裂活动和回部大小和卓的叛乱，册封了西藏宗教首领和派驻藏大臣，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与管理。
这在客观上，既加强了边疆与内地的联系，又有利于边疆各民族间的融合。
如清代在对北部边疆的经营与管理中，先是把散布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的赫哲、达斡尔、鄂伦春、鄂温克等族迁入东北腹地。
接着，又经过多年的征战，控制了蒙古高原及迤西地区，推行“盟旗制度”，以统治归附的蒙古各部。
同时，内地汉族人民因战乱、灾荒、饥馑等诸多原因，亦大量流入北部边疆，与他族杂居。
这种不同民族成分之间的辗转流动与交错杂居，在北方广阔的地区，掀起了以汉、满、蒙古的融合为核心，维吾尔、达斡尔、鄂温克、鄂伦春等族也纷纷卷入的民族融合高潮。
各族人民在共同的反清统治和抗击列强入侵中，增强了彼此间的凝聚、交往和融合。
满族贵族在入关之初，曾推行过圈地、投充、剃发等一系列扰民政策，在南下剪除南明政权、平定“三藩”战争中，八旗军也曾扰害汉民。
这些政策，曾一度激起阶级对立和各族反抗，客观上使各民族人民在共同反抗清统治中加强了联系。
清后期，统治日益腐朽，列强纷纷染指中国，狼烟四起，边患频仍，民族危机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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