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夏封建史的前一千年里，跨州连郡的地方士族才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
他们躲在皇帝或割据军阀的背后，实际操纵着华夏的历史，比如蜀汉的荆益士族，东晋的门阀，西魏北周隋唐的关陇勋贵。
这些地方豪强掌握着大片的生产资料，进而操纵着绝大部分的社会生产，最终通过自己对社会生产的操纵影响乃至决定统治者的抉择。
然而到了唐末，一个私盐贩子的起义将过去一千年里这种士族与君主军阀共治的局面打破了，而他的方法非常简单，屠杀。
于是新的由小地主为主体组成的封建地主阶级取代了士族留下的政治真空，进而为赵匡胤肢解节度使制度提供了经济基础的土壤。
从黄巢到赵匡胤，华夏的封建社会上层建筑完成了士族共治到中央集权的转变，实现了秦始皇千年前的野望，进而自上而下改变了整个民族的价值取向。
后世资料都强调科举在宋朝崛起，然而科举崛起的背后，是世家大族灭亡后中央权力的空前强大。
随后这种强大又被元明清三朝一脉相承的政治制度持续强化，并最终让华夏的历史呈现出“唐事近古，宋事近今”的两极分化局面。
这种经济和思想上的小农化是封建时代的巅峰，然而也导致了当生产力发展到瓶颈时，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寸步难行。
小农化就像是一副巅峰造极的铠甲，刀枪不入坚硬无比，但是当火炮声响，就变成了一堆华丽的垃圾。
举一个生物学上的例子，往往只有脊椎动物当中出现进化体型十几米长的巨大生物。
根本原因在于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极快，比如人类的神经传导可以达到100米/秒，一般神经传导速度越快则生物越灵敏。
无脊椎动物的神经传导速度往往只有每秒1～2米，一旦体积过大则会移动缓慢。
泥盆纪的莱茵耶克尔鲎体长三米，却只能在海底缓慢移动并且食腐。
对于生物来说只有脑结构还不够，还要有着强有力的中枢神经，中枢神经所主导的神经传导速度至关重要。
对于人类社会来说也是如此，国家政体出现之后就相当于社会结构进化出了大脑结果，之后的制度构建便是文明的中枢神经。
东西方成功的帝国政体都进行了集权政治的构建。
但是即使如此，对于一个古代大帝国来说，神经传导还是过于缓慢了。
帝制虽然集权，但一旦稳定久了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就会缓慢下降。
汉帝国由于地方政治制度的不够完善，所以无法有效抑制豪门士族的崛起，后期皇权失德则天下动荡，权臣掌权则天下分裂。
唐帝国通过科举制度使得官僚中枢得到了有力扩张，但仍然无力维系府兵制度，只能建立募兵制度，通过雄厚的国家财力维系边镇，结果后来发生了安史之乱。
对于基层的土地兼并，帝制王朝并没有根本的解决方案。
当社会危机加剧，帝制王朝对于地方政治的控制力度也会显着下降，虽然后期的封建帝制在地方管理上的政治架构已经非常成熟，但也只是延缓了这种局面的出现。
对于帝制王朝来说，一旦长期稳定，那么一定会面临控制力下降的问题，无论是军队战斗力的缓慢下滑，还是对于基层官僚体制的逐渐腐败，都会加速这种下滑倾向。
导致神经中枢到达极限的另一个因素则是神经传导速度，缺乏有效的信息传导方式的情况下，技术水平成为了一个关键瓶颈。
信息传导速度的较慢使得中枢系统的上下传达受到了严重阻碍。
华夏历史上较为成功的改革往往都是针对权力中枢结构的局部改革，但凡想要立足中枢权力结构进行全国性质的社会性质改革基本上都会面临失败的结局。
立足于中枢系统进行社会改革，突破了古代社会的政治极限，王安石的青苗法，本想进行借贷补贴民众，但传达到地方则变成了地方官僚强制借贷给民众。
而反馈机制的不足，使得中央并不能及时有效的发现变法在各地出现的重大失误。
宋代冗官的高密集政治结构与面积并不大的疆域范围尚且会面临这些帝制王朝的共性问题，可想而知古代帝制在面临内部问题所受到的阻碍。
古代帝制虽然集权，但作为一种古代政体，本质上还是要依赖其掌握的核心人力、资源、技术，这就决定了帝制王朝的局限性其实相当之大。
技术水平的局限决定了帝制中枢的局限，但唐之后的中原王朝不再着力于对外扩张确是事实，主要是受制于帝制本身的局限。
帝制本身的局限决定了在疆域扩大到一定程度的情况下会逐步放弃对外扩张，帝制的僵化则会导致国家陷入封闭。
由宋代开始，帝制开始与社会发展出现了脱节，其中最主要的一点在于私营工商业所占经济份额大幅度超越了官营工商业。
商业的发展促使了小农经济社会环境的流动性增大，社会的活性增大，帝制政体所依靠的社会经济环境会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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