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确定要走这条路？五年博士不好熬。”周教授当时看着海婴的材料，手指在“跨文化经济交流”那部分画了道线。海婴点头：“我知道难，但比起多花两年时间读硕士，我更想早点扎进这个领域。”李教授也问小亮：“提前毕业已经够赶了，再直接读博，怕不怕跟不上？”小亮递上自己的课程成绩单：“您看，专业课成绩都在90分以上，我有信心能跟上。”
现在想来，那些抱着材料在办公室外等两小时的下午，那些改报告改到凌晨的夜晚，都成了此刻手里这份“导师接收确认函”的注脚。
这周开始，两人已经跟着导师进组了。海婴每周三要去周教授的课题组开会，听博士学长们讨论“一带一路贸易数据追踪”，笔记本上记满了“关税壁垒”“文化折扣”等专业术语，回来后还得查文献补课；小亮则跟着李教授去工业园区调研，穿着工装靴在工厂车间里走了一下午，回来对着机器设备的参数表研究到半夜：“原来理论模型里的‘技术迭代’，落到实地是这么具体的事。”
有天晚上，海婴在书房查资料，玛丽莲凑过来，指着他屏幕上的“本博连读培养方案”问：“要读五年？那你岂不是一直要当学生？”海婴笑着把她拉到怀里：“是当学生，但能做自己喜欢的研究，还能早点毕业工作，到时候就能带你去更多地方了。”玛丽莲摸着他下巴上冒出的胡茬：“那我也快点学中文，以后帮你翻译论文。”
顾从卿偶然听见他们聊提前毕业和读博的事，没多说什么，只是某天晚饭时，把一本自己当年读博时的笔记放在了海婴桌上，扉页上写着：“慢慢来，比较快。”海婴翻开看，里面是密密麻麻的批注，有对文献的质疑，有研究遇挫时的反思，忽然明白父亲的意思——提前规划不是赶进度，而是让每一步都走得更扎实。
现在，海婴和小亮的日程表上，除了本科课程和毕业论文，又多了“博士阶段预修课程”“课题组例会”“文献精读”等条目。
累是真的累，有时在图书馆碰到，两人眼里都带着红血丝，却会互相递一瓶咖啡，笑着说句“再加把劲”。
他们知道，这条路比提前毕业更难，要啃的硬骨头更多，但每次想起五年后能戴着博士帽，站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发光，心里就像被点燃了一簇火，暖烘烘的，亮堂堂的，推着他们一步一步，踏实地往前走。
深秋的午后，阳光透过图书馆巨大的玻璃窗，在海婴和小亮摊开的论文稿上投下斑驳的光斑。两人坐在三楼靠窗的位置，面前堆着半人高的文献，从《国际经济评论》到《产业经济研究》，最新一期的期刊还带着油墨香。他们正在修改的，是打算投给核心期刊的第一篇合作论文——《要素流动视角下的区域产业升级与跨文化经济协同效应研究》，光看标题，就透着股远超大二学生的学术野心。
“这里的计量模型，我觉得可以再加入一个‘文化距离指数’作为调节变量。”海婴用红笔在稿纸上圈出“实证分析”章节，笔尖划过密密麻麻的公式，“你看，我们之前只考虑了资本和技术流动，其实跨国合作里，文化差异对要素配置的影响很显着，就像我在调研里发现的，中外企业对‘合同细节’的理解偏差，有时比关税壁垒影响还大。”
小亮凑过来看，手指点在数据表格上：“有道理。我这边做的产业升级模型里，刚好缺一个‘外部环境变量’，把你的‘文化距离指数’加进来，能让模型更完整。”他翻出自己的田野调查笔记，里面贴着工业园区的照片，标注着“某德资企业因管理文化差异调整生产线”的案例，“你看这个例子，正好能佐证你的观点，咱们可以把它写成案例分析，放在实证部分后面。”
这篇论文的雏形，其实是两人各自研究的“拼接”。海婴跟着周教授做国际经济合作课题时，发现文化因素在要素流动中常被忽略；小亮在李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产业升级，正愁如何解释“外资技术溢出效果的区域差异”。某次组会结束后，两人在系楼门口聊起各自的困惑，突然意识到：把“跨文化协同”和“产业升级”放在一起分析，或许能撞出新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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