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的初夏，中央外事事务办公室的办公区里，阳光透过玻璃窗在顾从卿的案头铺开一片亮堂。墙上新换的标牌“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几个字笔锋沉稳，旁边挂着的《中央外事工作职能配置方案》上，“统筹协调”“战略谋划”等关键词被红笔圈了又圈——这是机构调整后新增的核心职责，与他案头那本磨掉边角的《外事工作纪要》形成了新旧交替的呼应。
“顾主任，”综合协调局的小王抱着一摞文件进来，声音比平时更谨慎些，“这是近期涉及香港参与国际海事组织会议的请示，按新流程需经咱们统筹后报中央审定。”
顾从卿接过文件，翻到“参会层级”那页，指尖在“香港特区代表以中国代表团成员身份出席”这句话上停了停：“在‘身份’后补注‘接受中央代表团协调’，把权责边界标清楚。”他抬手指了指墙上的职能示意图，“你看，咱们现在的角色，既要给特区留出依法办事的空间，更要把好国家主权这道关。去告诉港澳事务协调处，把近三年香港参与国际组织活动的案例整理出来，形成规范指引，以后按这个口径来。”
正说着，外交部亚洲司的老同事打来电话，谈及即将举行的中越边界谈判：“从卿，这次谈判涉及跨境民族事务，按新机制该你们牵头统筹吧？”
“没错，我们昨天刚和国家民委、公安部碰了头，”顾从卿起身从文件柜里抽出一份蓝色封皮的方案，“已形成‘外交谈判+国内协调’的双轨预案，你们负责外方沟通，我们来统筹国内相关省份和部门的衔接。”他顿了顿，补充道，“对了，方案里专门加了‘香港、澳门特区利益关切’章节，毕竟跨境贸易也牵涉两地商户，得一并考虑进去。”
中午在食堂吃饭，邻桌几个年轻干部正议论新机构的工作节奏。顾从卿端着餐盘走过去，在他们旁边坐下：“别觉得‘统筹’就是开会画圈，上周香港贸发局想办的‘一带一路’东南亚推介会，咱们协调商务部、海关总署打通了签证和物流的堵点，这才是统筹的意义——让各个部门的力往一处使。”
一个年轻干部忍不住问：“主任，以前外事办更侧重执行，现在强调战略谋划，咱们该怎么转思路？”
“就从手头的事练起。”顾从卿夹了一筷子青菜，“比如你们正在做的《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应对预案》，不能只盯着眼前的会议和文件，得想想十年后香港、澳门在国际规则制定中能发挥什么作用，这才是‘战略’二字的分量。”
下午的党组会上，顾从卿指着投影幕上的《中长期外事工作规划》：“左边是原国务院外事办的职能清单，侧重具体事务执行；右边是咱们现在的职责，核心在‘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比如涉及港澳的外事工作，过去可能是一事一协调，现在得站在国家整体战略里谋划——下个月的粤港澳大湾区外事协同会议，就要把‘一国两制’下的外事资源整合作为重点，让三地的优势拧成一股绳。”
散会后，顾从卿留在办公室，摩挲着案头那支用了十年的钢笔。笔帽上还刻着“外事为民”四个字，是当年在国务院外事办工作时老领导送的。他翻开新启用的工作笔记，扉页上写下“承前启后，守正创新”——机构名称变了，层级提升了，但守护国家利益、服务百姓需求的根，从来没变过。
窗外的玉兰花落了满地，顾从卿把明天要提交的《关于加强中央外事统筹协调能力的若干意见》放进公文包。他知道，从“国务院外事办”到“中央外办”，变的是职能范围和工作方式，不变的是一代代外事工作者“为国守门、为民服务”的初心，就像这初夏的阳光，无论照在旧办公室还是新窗棂，那份暖与亮，始终如一。
七月的北京雷雨频繁，顾从卿刚结束一场跨部门视频会议，窗外的雨珠正顺着“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的标牌往下淌。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眉心，案头摊着两份文件：一份是香港特区政府提交的《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中小企业峰会方案》，另一份是刚收到的美国驻华使馆照会，希望安排国务卿访华期间与香港商界代表会面。
“小李，”他对着内线电话说，“把香港参与APEC的方案转给商务部，让他们从贸易政策角度提意见，咱们重点审核‘中国香港’的表述是否规范。另外，给美国使馆回函，明确国务卿与香港商界的会面需纳入中美整体外交议程，由我方统筹安排——这是新机制下的规矩，不能含糊。”
放下电话，他翻开《中央外事工作规则》，在“港澳事务协调”章节的空白处批注：“需强化‘一国两制’框架下的外事权统一行使，避免碎片化。”这是上周去深圳调研时的体会——当地企业反映，过去办理港澳相关外事手续要跑四五个部门，如今通过中央外办的统筹协调平台，审批时间缩短了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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