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振国自然不会孤身去冒险。
他把那张纸条反复看了三遍，拿起电话，拨了周振邦的号码，把纸条的事简要说了一遍。
赵振国和王新军被人举报的事情，周振邦也略有耳闻，他听完语气立刻变了，从大大咧咧变成了刀锋般的锐利：
“建国门外？外交公寓那片儿。对方选这个地方，要么是蠢，要么是有恃无恐。你打算怎么办？不会真去当孤胆英雄吧？这摆明了就是鸿门宴！”
赵振国嘿嘿笑笑，“我不去。你给帮个忙，找个身形跟我差不多的，穿我的衣服去走一趟。刘和平那边我打招呼，让他派人外围布控。能抓到人最好，抓不到也要看看是什么人在搞鬼。”
“明白。晚上八点，建国门外。我亲自去踩点。”
挂了电话，赵振国又拨了津城那边刘和平的号码。
刘和平听完之后，只说了一句：“放心，我今晚进京。”
——
当晚七点四十分。建国门外大街。
深秋的夜风吹得路旁的杨树哗哗作响，路灯把窄窄的人行道照得昏黄。
这个地段在京城城算得上“洋气”，外交公寓的灰色高楼矗立在夜色中，偶尔有挂着外交牌照的小轿车驶过，车灯扫过路面上零星的落叶。
一个穿深蓝色中山装的身影出现在路口，身材、步态，都和赵振国有七八分相似。
他手里夹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不急不慢地沿着马路牙子走，偶尔停下来看看手表。
这个人叫马国梁，是市局刑侦处的一名侦察员，身高一米七八，体型偏瘦，侧脸跟赵振国确实有几分相像。
他穿的蓝色中山装是赵振国常穿的那件，今晚，他的任务很简单，走到建国门外大街与秀水街交叉口的路灯下，站在那里等十分钟，然后原路返回。
在他身后两百米的距离内，散落着六个人。
三个穿着军大衣在路边“等车”，两个蹲在墙角“修自行车”，还有一个裹着灰棉袄，是个卖烤红薯的小贩，都是市局的侦查员。
周振邦坐在外交公寓对面一栋居民楼的五层楼梯间里，窗户开了一条缝，一架苏制军用望远镜架在窗台上。
从这个角度，他能看清路口方圆三百米内的一切。
他的右手边放着一台步话机，左手边是一支军绿色的狙击步枪，79式，7.62毫米口径。
枪托抵在墙角，黑洞洞的枪口指向窗外，保险关着，但子弹已经上膛。
八点整。马国梁准时站到了路灯下。
八点零一分。路上只有两个骑自行车下夜班的工人经过，链条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清脆。
八点零三分。一辆黑色的伏尔加轿车从东边驶来，速度不快，车灯晃了一下马国梁的脸，然后加速驶过，尾灯消失在长安街的方向。
八点零五分。一个穿灰色大衣的中年男人从外交公寓门口走出来，向西走了一段路，在距离马国梁大约五十米的地方停下来点了一根烟。
三分钟的工夫，烟抽完了，他转身又走回了外交公寓的大门里。
八点零八分。马国梁低头看了看表。
八点十分。他转过身，顺着原路往回走。步子不快不慢，头没有回过一次。
没有人来找他接头。
没有人靠近他五米之内。
甚至连一张纸条、一个眼神都没有。
——
九点十五分。赵振国的办公室。
马国梁把中山装脱下来，叠好放在沙发扶手上。他比赵振国瘦一圈，但里面穿了夹袄之后，衣服能撑得住。
“赵处长，整个路口就这几种人：两个过路的女工，一辆伏尔加，一个在外交公寓门口抽烟的中年人。那烟我闻到了，是万宝路，味道很冲。我走过他身边的时候，他连眼皮都没抬一下。”
周振邦靠在墙上，抱着胳膊：
“那辆伏尔加我查了牌照，是波兰使馆的。外交公寓门口抽烟那个，我让人跟了他一段，进了塞浦路斯使馆商务处的楼层。理论上都说得通，但我总觉得不太对。”
刘和平刚从津城赶过来，身上的大衣还没脱，坐在赵振国的椅子上，把案情分析得直白：
“要么是对方太贼，提前发现了我们的布置，缩了；要么就是根本没打算来人。我倾向后者。”
赵振国站在窗前，背对着他们，看着窗外黑沉沉的京城城。
玻璃上映出他的脸，面无表情，但眉头拧成了一个死疙瘩。
“他们为什么要让我们扑个空？”
“拖延时间。”刘和平说，“不管今晚来不来人，你要么亲自去，要么派人去。你派了人，就证明你重视这事。你重视，你就会被这件事牵着走。他们不在乎今晚能不能接上头，他们在乎的是让你把注意力放在‘建国门外’这个点上，从而忽略别的地方。”
周振邦补了一句：“还有一种可能，试探。看看你赵振国到底有没有胆子一个人来。如果你来了，说明你手里没有更多资源，只能亲自上阵；如果你没来，说明背后有人给你撑腰，你调动得了更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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