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天傍晚，方恪那边终于来了新的消息。
长随站在院门口递了一封没有封口的信，说方大人让直接送来，没有经过值房转递。叶明接过来在廊下拆开，信纸上的字迹比平时潦草，像是赶着写的：“郑德昌在平阳府卸粮之后没有停歇，继续南行。经襄陵、曲沃两处驿站均有过夜记录，用的是同一假名‘陈福’。但在曲沃之后，驿站的记录断了——没有出站登记，也没有入站记录。他可能在曲沃换了马，或者换了一条不走官道的路。”
叶明看完信，在廊下站了一会儿。曲沃之后没有记录了，郑德昌在曲沃换了一条路走。官道上的驿站记录断了，说明他不再走官道，他走的是小路或者山道，绕过了所有官面上的检查点。他身上带着那本正录册子，不再需要官道上的补给和登记，所以他选择了更隐蔽的路，虽然慢一些，但不会被查到。
方书吏从公堂里出来，见叶明站在廊下不动，走近了一步：“大人？”
叶明把信纸递给他：“郑德昌在曲沃之后离开官道了，没走驿站，用了小路。现在没法通过驿站记录追踪他的行踪了。”
方书吏看完信，沉默了一会儿：“那曲沃之后，他可能去的方向有哪几个？”
叶明走回公堂里，在案前坐下来，摊开一幅山西南部的舆图。曲沃在太原以南大约三百里处，从曲沃往南可以走两条路——一条沿官道直下，经侯马、运城进入河南陕州，也就是出山西的方向；另一条在曲沃折向西南，经稷山、河津，绕过运城，翻过中条山进入黄河沿岸。叶明的手指在图上划了两条线：“如果他要出山西进入河南，走官道是最快的。但他离开官道了，说明他不打算走官道进入河南。”
方书吏凑过来：“那他走西南那条路，翻中条山？”
叶明的手指停在图上中条山的位置：“翻中条山过了黄河之后，对岸是陕西的潼关。如果他走这条路，他进的不是河南，是陕西。”
方书吏的眉头微微动了一下：“陕西？范氏在陕西也有据点？”
叶明靠在椅背上：“范氏在太原经营了十几年，在陕西那边有一条旧的盐引渠道。盐引收归官营之后，那条渠道虽然没有明面上再用，但渠道上的人脉还在。郑德昌作为范氏的账房总管，手里握着那条渠道的联系方式。”
方书吏说：“那他现在可能已经翻过中条山，到了黄河边上。”
叶明点了点头：“如果他走的是那条路，他会在黄河沿岸找一个渡口过河。那条河段上的渡口多半是野渡口，不需要登记。”
方书吏说：“那我们怎么查他过了河没有？”
叶明的手指在舆图上沿黄河划了一段：“查黄河对岸潼关方向的客栈。如果在潼关一带的客栈里有人用过‘陈福’这个假名登记，那他就是过了河。如果没有，那他还在山西境内，可能还在中条山附近找渡口。”
方书吏转身去偏房写信给潼关方向的朋友了。
公堂里安静下来。叶明一个人坐在案前，日光已经从窗外移到了桌面的边缘，在舆图上黄河那段的位置铺了一层橘红色的光。他望着那段被染红的河水，像刚有人把一盒印泥打翻在纸面上，还没来得及擦干净。郑德昌正在一条他没有走过的路上往前走，每一步都在他追踪的范围之外游移。但他的方向已经露出来了——陕西，潼关，一条旧的盐引渠道。他合上舆图，放回书架里，然后站在窗前，望着窗外的暮色一点一点漫上院子。
第二天一早，潼关那边回信了。信是直接送到商务院的，信纸折了三折，边角被什么硬物压出了一道凹痕。叶明展开信纸，里面的字迹端正清晰：“潼关城内三家客栈已查，无‘陈福’登记记录。但城南一家小客栈的伙计称，三日前有一中年男子，身高五尺六寸左右，面容清瘦，操太原口音，投宿一夜后即离开。登记簿上写的是‘吴永’，非‘陈福’。但伙计称此人随身携带一只油布包裹，包口扎得很紧，像是一叠纸。”
叶明看完信，把纸页放在桌面上。郑德昌换了一个假名，在潼关城南的客栈住了一夜，然后离开了。“吴永”不是“陈福”，但他随身携带油布包裹，包口扎得很紧，像是一叠纸。那叠纸就是那本正录册子。
他还带着册子，没有交给任何人。叶明走到窗前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吹得桌面上那张信纸翘起了一角。他说：“他在潼关换了假名，进了陕西。他带着册子过了黄河，现在往陕西腹地走了。陕西下一步能去的地方，是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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