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0月2日，武汉的空气在雨中显得格外阴冷。
雨不大，细细密密地飘着，打在行营大楼的玻璃窗上。
窗外的天色灰蒙蒙的，分不清是上午还是下午，整座城市像被一块巨大的湿布蒙住了，喘不过气来。行营大门外站岗的卫兵把步枪搂在怀里，缩着脖子，帽檐上的水珠一滴一滴地往下掉。
偶尔有汽车从门前驶过，轮胎碾过积水，发出沉闷的唰的一声，很快又被雨声吞没了。
此时的武汉行营，全场一片静默。
作战大厅里坐满了人，长桌两侧是将领，后排是参谋和机要人员，连门口的过道里都站着人，但没有一个人说话。空气中弥漫着烟草味。
有人低着头看桌面，有人盯着茶杯里浮沉的茶叶，有人望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空，有人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像是睡着了，又像是在想什么心事。没有人交头接耳，没有人翻动纸张，连墙上的挂钟都像是被人调慢了节奏，秒针走得有气无力，一格一格地拖着，像一只跛了脚的虫子在爬。
杜玉明坐在长桌的一侧，军装笔挺，肩章上的将星在昏黄的灯光下泛着暗淡的光。
他的面前摊着一份文件，纸面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字，但他一个字都没有看进去，目光落在窗外那片灰蒙蒙的天色上，一动不动，像一尊蜡像。他是刚从前线回来的，他的部队就摆在鄂豫皖边区旁边，在哪督战。
他比在座的任何人都清楚三十五师被歼灭意味着什么。一个整师，从师部到连队，从师长到伙夫，被一口吃掉了，连骨头渣子都没剩下。这不是一次简单的败仗，这是南京政府在鄂豫皖地区遭受的前所未有的打击。
杜玉明心里翻涌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没有说话，甚至没有动，只是坐在那里，望着窗外。
何成俊坐在杜聿明对面，双手交叉搁在桌面上，拇指无意识地绕着圈。他的脸上挂着一副悲切的表情——眉头微蹙，嘴角下沉，眼眶微微泛红，像是刚刚听到了一个令人痛心疾首的噩耗，正在努力控制自己的情绪。
没有人怀疑他的悲伤，因为在座的所有人脸上都挂着同样的表情。然而他心里早就乐开了花。三十五师被歼，刘峙要倒台，武汉行营的位置要空出来，而他——何成俊，原鄂省主席，坐镇武汉的地头蛇，不正是接替这个位置的最佳人选吗？他低下头，假装去端桌上的茶杯，借着茶杯的掩护，把那丝几乎抑制不住的笑意咽了回去。
何健坐在长桌的另一头，一声不吭。他的脸色比所有人都难看，铁青铁青的，嘴角紧紧地抿着，抿成一条线。
看上去他像是三十五师被歼灭最痛心的人，然而他心里全是对刘峙的不爽。桐柏山之后，他被刘峙敲打了一番当着那么多将领的面，刘峙指着地图骂他指挥不力、围剿不严，话里话外都是“你们湘军不过如此”的意思。
他何健是湘省主席，一方诸侯，什么时候受过这种气？如今刘峙栽了跟头，他高兴还来不及。三十五师不是湘军，是西北军，死多少跟他何健没有半毛钱的关系。他不在乎三十五师，不在乎岳维峻，不在乎那些被俘的士兵。他在乎的是刘峙倒霉了，他在乎的是刘峙要走了。他低着头，盯着桌面上的木纹，把那份幸灾乐祸深深地藏在铁青的脸色下面。
三十五师被歼灭，对于武汉行营来说，是开天辟地头一遭。
在此之前，从来没有一个师可以在鄂豫皖被全歼。从来没有。中央军也好，杂牌军也好，湘军也好，西北军也好，哪一支部队进了鄂豫皖，最多是被打残、被打散、被打得溃不成军，但从来没有被整师歼灭过。没有。
三十五师在西北军中算不上最能打的，但也绝不是软柿子。他们守过城，攻过寨，跟红军交手无数次，从没吃过这么大的亏。现在，双桥镇一战，师部被端，师长被俘，两个团被打散，七千多人死的死、伤的伤、被俘的被俘，连师旗都丢了。一个整师，从编制序列上被抹掉了。
在场的所有人，都清楚这三个字的含义——三十五师没了。不是打了败仗，不是撤出了战斗，是没了，唯一庆幸的还留下了一团的遮羞布。
众人皆知，一旦校长知道这个消息，刘总司令自然要回京述职。
“回京述职”这四个字，在座的每一个人都听得懂。不是嘉奖，不是升迁，是撤职查办的前奏。校长让你回南京述职，你就得回南京；回了南京，能不能再出来，就不是你说了算的了。
刘峙在武汉坐镇了这么久，剿了这么久的匪，剿来剿去，剿出了一个整师被全歼。校长能忍他一次，能忍他两次，但第三次呢？第四次呢？刘峙站起来，扫了一眼众人，一句话都没有说。
而在武汉的位置，便空了下来。
那是一个烫手的位置，也是一个诱人的位置。有人说，可能会让何成俊接；也有人说，可能会从南京派一个更得力的人来；还有人说，何健说不定能把湘军带过来，顺势把武汉的防务接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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