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上，通山县保安团的临时指挥部设在一座被遗弃的山神庙里。庙不大，供桌被抬到了墙角，上面堆满了一半的干粮。
县长姓周，五十出头，矮胖，穿着一件灰蓝色的长袍马褂，头上戴着一顶瓜皮小帽，帽檐下露出花白的鬓角。他不习惯穿军装，也不习惯待在山上，更不习惯听枪声。每次炮弹爆炸，他的身体就会不由自主地抖一下，脸上的肥肉跟着颤几颤。
但他是县长，通山县的父母官，剿匪是他的职责，他不能不来。更重要的是，他的儿子在武汉当官，跟着何长官做事，他不能在儿子面前丢脸。他来之前给儿子发了一封电报，说要“亲临前线，督师剿匪”，儿子回电说“父亲保重”，他就觉得值了。
张麻子站在县长旁边，腰板挺得笔直，手按在腰间的驳壳枪上，脸上挂着一副志在必得的表情。他是保安队长，在这通山县的地界上，他张麻子说了算。手下千百来号人，虽然装备不怎么样，枪法也不怎么样，但欺负欺负老百姓、敲敲竹杠、抓几个散兵游勇，还是绰绰有余的。
他本来不想接这趟活儿共匪虽然是被打残了的，但毕竟是正规军，他手下的保安团跟正规军打，那不是鸡蛋碰石头吗？但县长亲自来了，他不敢不来。谁叫人家的儿子在武汉当官呢？
北侧高地上的枪声骤然密集起来，那是红军的冲锋号，在山谷里回荡。张麻子的脸色变了一下，不是因为害怕，是心疼。高地上有他的一个连的人马，还有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他把这些人放在高地上，是为了防止共匪从北面突围，不是为了让他们跟共匪拼命。但现在，冲锋号一响，他的那个连，怕是保不住了。
枪声从密集变得稀疏，从稀疏变得零星，从零星变得彻底安静。大约过了一顿饭的工夫，一个满脸是血的士兵从高地方向跌跌撞撞地跑回来，跑进山神庙，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嗓子都是破的。
“团座——高地丢了！共匪太猛了，弟兄们顶不住，死伤大半，我们连长也阵亡了！”
张麻子的脸一下子黑了下来，黑得像锅底。他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往桌上一拍，枪身在桌面上弹了一下，发出沉闷的响声。他转过身，对着那个士兵破口大骂，唾沫星子飞溅，骂的话一句比一句难听，一句比一句脏。
骂他们没用，骂他们丢人，骂他们把他张麻子的脸丢尽了。那个士兵跪在地上，低着头，不敢吭声，肩膀一抖一抖的，不知道是在哭还是在喘。
县长站在一旁，脸色也变了，但不是害怕，是生气。他不懂军事，不懂打仗，但他看得懂形势——高地丢了，共匪就要冲出去了
。他周县长带着保安团来围剿，要是让共匪从眼皮子底下跑了，他怎么跟上面交代？怎么跟儿子交代？怎么跟何长官交代？他转过身，对着张麻子，声音不大，但语气里带着一种官场上特有的、不急不慢却让人脊背发凉的威胁。
“周某回县里，怎么交代？共匪就要冲出去了，你怎么干活的？”
张麻子心里不爽，很不爽。
高地上那个连是他的人，枪是他的枪，死的是他的弟兄。县长只会站在后面指手画脚，只会说“你怎么干活的”，只会拿他儿子来压人。
他在通山县当保安队长这么多年，什么阵仗没见过？什么场面没撑过？他需要这个只会抖的胖子来教他打仗？但心里不爽归心里不爽，他脸上是一点不敢得罪。谁叫人家的儿子在武汉当官，跟着何长官？他张麻子在通山县再横，也横不过武汉的官老爷。
他转过身，对着县长，脸上堆起一副笑容。那笑容挤得很辛苦，像被人用两只手从两边往中间推，把脸上的皱纹和麻子都挤到了一起，挤成一张皱巴巴的、看不出本来面目的脸。他弯着腰，声音放得很低很低，低到只有县长能听见。
“县长大人，您放心。共匪跑不了。”他顿了顿，抬起头，目光里闪过一丝得意的光，“这股残军，就四五百人，枪也就三百多支。子弹打一发少一发，手榴弹扔一颗少一颗。他们冲不出去——他们是想要扛到天黑，等天黑了好摸出去。您瞧好吧，有我在，必将共匪消灭。”
县长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不知道张麻子说的是真是假，不知道保安团到底能不能拦住共匪，不知道这股残军到底有多少人、多少枪、多少子弹。但他知道，张麻子不敢骗他。张麻子的老婆在县城开了个烟馆，张麻子的儿子在县小学念书，张麻子在通山县的一切，都在他周县长的管辖之内。张麻子要是敢骗他，他有一百种办法让张麻子在通山县待不下去。
“好。”县长说了这一个字，转过身，走回供桌前，坐了下来。端起桌上的茶杯，吹了吹浮沫，抿了一口，停了一会儿，又收回来，落在张麻子脸上说道：“我等着。”
张麻子点了点头，转身走出了山神庙。
山神庙外，枪声还在响，张麻子站在庙外的土坎上，望着北侧高地的方向，脸上的笑容已经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只有在战场上才会有的、冷硬的、决绝的表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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