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徐平的办公室里，刚从民政部沟通回来的杨博涛，脸上带着难以掩饰的疲惫和焦虑，甚至连茶杯都端得有些不稳。
杨博涛早年间是华兴中央软件部整体战略规划的负责人，当然也包括下一代操作系统战略规划。
去年6月，徐平的秘书和姚尘风的秘书轮番找到已经离职在家中照顾老人的杨博涛，说要办一个开源基金会。
一开始，杨博涛对基金会这种组织形态感到陌生，婉拒了：
“对不起。
我都已经离开公司几年了，真的想退休在家安心照顾老人了。”
但杨博涛架不住两个人反复讲述此事具备多么重大的意义，他最终问了他们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公司支持的?”
两个人都回答：“是的，给郑总汇报过，小徐总和郑总都同意。默总也特别支持。”
第二个问题是：“在社会层面，在我国创办开源基金会是否有相应法律法规的支持?”
两个人回答：
“有的，我们研究过相应的法律法规，并与民政部的专家进行了交流。
虽然咱们国家此前没有成立过这类国际性的开源基金会，但是基于民政部的申报流程，把开源基金会成立起来完全是合法合规，并符合国际惯例的。”
第三个问题是：“我能不能成为这个机构的核心管理者，参与规划机构的战略方向?”
杨博涛此前当了多年华兴公司的战略部门主管，做的就是类似高级参谋的工作。
对他而言，一旦要付出无法兼顾家人的代价，重返职业管理者的岗位，就必然要深度参与规划机构的战略方向，全身心投入，把事情干好。
他得到了干脆的答案：“当然可以。
开源的消息一传出，立刻在公司内部引发了巨大的争议：
开源的究竟是涉及安卓的部分，还是只开源华兴替换的新开发的部分？
如果把安卓的相关部分代码开源了，会不会触碰安卓的许可红线？
从开源协议的角度看，是否合规？
在这场风波中，杨博涛选择暂时抽身，回到了佛山老家，他决定用一个月的时间好好沉淀和思考。
白天，他悉心照顾年迈的母亲；
夜幕降临，等母亲安睡后，他便开始深入了解开源社区和各大开源基金会的资料。
他逐剖析了Linux基金会和Apache软件基金会的成长轨迹、法律框架和运作机制，在对开源深入理解的过程中，“科技界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在他心中悄然生根。
在这个共同体里，人们跨越界限，携手合作开源开放，共同为一个目标而努力。
经过一个多月的深思熟虑，杨博涛决定重出江湖，投身这场开源大潮。
“我们是华国开源的新一波开拓者。”
想到自己能为国家乃至全球科技进步贡献力量，想到自己在科技领域工作了20多年，还能有机会持续站在科技创新的最前沿，这份使命感与成就感，为他注入了无尽的动力与活力。
虽然做足了准备，但基金会的实际运作还是让他压力倍增。
筹备工作组的任务繁重程度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期。
撰写各类申报材料，推进开源科普工作，召集发起人开会研讨，他感觉自己和其他华国开源的组织者和实践者，就像是在盐碱地上辛勤耕耘的农夫，既需努力播种庄稼，又需不懈地改善土壤质量。
也就是这个月，2020年3月，华国第一个软件开源基金会——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终于磕磕绊绊地成立了。
这个名字寓意深远，原子是物质构成的最小单位，能引发化学反应；
开源代码似原子一般，可以自由组合、碰撞，孕育无限可能。
华兴期待开放原子开源基金会，可以赋能企业深度应用鸿蒙操作系统，共同推动科技生态繁荣发展，为社会贡献开源智慧与创新力量。
可现实是真的困难重重，杨博涛茶刚喝一口茶，然后开口就是信任问题：
“徐总，两千万的原始基金，目前除了我们华兴和寥寥几家长期合作伙伴明确表态之外，大部分企业都还在观望，甚至......甚至是明确质疑。
绿厂和蓝厂虽然有意向，但反复强调需要对基金会的独立性和华兴的影响力有更明确的、制度性的保障条款。
粗粮那边，我亲自去沟通了三次，他们高层始终担心，投入大量资源后，最终这个生态最大的受益者，恐怕还是华兴的鸿蒙......
外面‘华兴黑寡妇’的名声，对我们影响太大了。”
徐平默默地为杨博涛续上热茶，沉声道：
“老杨，辛苦你了。这些情况，我都知道。
信任的建立，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尤其是我们华兴过去给人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
打破这层坚冰，需要时间，更需要我们拿出实实在在的行动。”
就在这时，陈默敲门进来，他正好听到了杨博涛后半段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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