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修（翰林院编修）撰写的碑文，用的是颜体，厚重有力。里面有这样一句：“公之忠，不在生前荣宠，在死后遗泽；君之悔，不在泪湿青衫，在力补前愆。”萧桓看后，亲自提着朱砂笔，在“君之悔”后加了一句：“朕当以公为镜，日日自省，不敢或怠。”他命人将这句话刻在石碑的背面，又让人打了一面铜镜，背面刻上“忠肃”二字，挂在了御书房的墙上。从此每当他批改奏折到深夜，铜镜就会映出烛火，仿佛谢渊的目光，正落在他的笔端。
江南水渠的汛情报告，是用浸过桐油的油纸包着送来的，还带着运河的水汽。江澈（江南水利总督）的信写得朴实，字里行间却透着急切：“水渠虽稳固，然下游圩田地势低洼，连日降雨后仍有积水之患。谢公当年《河工策》中，有‘分渠疏水法’可解，臣已带人试过，挖三条支渠即可将水引入长江，臣请陛下准臣全面推行。”信末附了谢公手绘图样，用毛笔画的，支渠的走向、宽度标注得精准，旁边还有小字批注：“此处土松，需用石夯加固，免生溃堤。”
萧桓看着图样，指腹抚过“石夯加固”四个字，忽然想起当年江澈五次上书请修水渠，都被他以“国库空虚”搁置，最后一次江澈甚至带着江南的泥土来上朝，跪在殿中说“这土泡了水就软，百姓的房子要塌了”，他却让侍卫把人拖了出去。若非半年后堤岸真的溃决，冲毁了千亩良田，他仍不知谢渊遗策的珍贵。“传旨，准江澈推行‘分渠疏水法’，冯衍、卢浚即刻带工部工匠赶赴江南协助，所需银钱由徐英从盐铁税中优先拨付，一文都不许少！”他在江澈的信上批注，墨汁滴落在“臣请陛下准”五个字上，“朕当年失察，让江南百姓多受了三年水患之苦，今日必以谢公之策补之，若有延误，朕拿你们是问！”
江澈接到旨意后，亲自带着工匠赶赴下游圩田，白天与百姓一同丈量土地、开挖分渠，晚上就着油灯研究谢公的图样。他穿的粗布短褂沾满泥浆，百姓都亲切地喊他“江工头”。柳恒（河南布政使）听闻后，连夜派人选送新麦种到江南，麦种用陶罐装着，附信说：“这是按谢公《农桑疏》培育的‘耐旱高产种’，水渠通了，正好种上，不耽误秋收。”江南百姓见官府如此用心，纷纷自带锄头、扁担来修渠，原本预计半年的工程，三个月就完成了。开工时插下的柳条，完工时已抽出了新枝。
秋收时，江澈的奏报带着稻谷的清香送到京城：“江南圩田亩产比去年增了四成，百姓家的米缸都满了，自发为谢公立了‘水德碑’，碑旁还刻了陛下的名字。”萧桓看着奏报上的拓片，“水德碑”三个字苍劲有力，他的名字刻在谢渊旁边，却显得格外刺眼。他提笔将自己的名字划去，批注：“此功在谢公，在江澈，在江南百姓，朕何功之有？”随即下旨：“将‘分渠疏水法’与‘新麦种’在全国推广，江澈升任工部尚书，接替冯衍之职，赐‘治水能臣’匾额一方。”他知道，让实干者上位，才是对谢公“任人唯贤”理念最好的践行。
冯衍接到调令时，正在主持京城城墙的修缮，他放下手中的图纸，笑着对传旨太监道：“江大人懂谢公遗策，比老夫更适合工部尚书的位置。”入宫谢恩时，他还特意带上了谢公当年的《工程考》，“这是谢公当年主持修建皇宫时写的，里面记着‘工程质量，关乎性命，不可有半分虚浮’。老夫这些年一直照着做，如今交给江澈，也算不负谢公。”萧桓看着这位头发花白的老臣，忽然明白：谢渊留下的不仅是策论，更是一种“以民为本”的为官风气——不贪功、不嫉贤，这才是大吴最宝贵的遗产。
钟铭（都察院副都御史）巡抚江南归来，没带金银特产，只带回了一件特殊的“贡品”——一本用粗麻纸装订的《谢公恩录》。册子的封面是百姓用胭脂染的，有些褪色，每页都记着谢渊当年的善举，字迹歪歪扭扭，却字字真挚：“天启三年，谢公巡江南，见灾民无食，开仓放粮，我爹才活下来”“谢公为蚕农请命，减免丝税，我娘的织机才没停”“谢公修的‘便民桥’，现在还能过牛车”……最末一页，是位老农画的简笔画：谢渊穿着青袍，在田间教他耕田，旁边站着个模糊的帝王身影，却背对着他们，手里还拿着一卷书。
“陛下，江南百姓说，谢公是‘活菩萨’，您推行谢公遗策，就是‘好皇帝’。”钟铭将册子递上，声音有些哽咽，“但也有老人拉着臣的手问，‘当年为何不早用谢公之策？要是早十年，我那饿死的孙儿就能吃到新米了’。”这句话像重锤，狠狠砸在萧桓心上。他一页页翻着《谢公恩录》，指尖抚过老农的简笔画，那背对着百姓的帝王身影，让他脸上火辣辣地疼。“朕当年，就是这个背对着百姓的帝王。”萧桓长叹一声，将册子放在御案中央，“传李董即刻入京，朕要亲自问问他，百姓现在最需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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