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董（苏州知府）接到旨意时，正在农桑学堂给孩童们讲课，他穿着打补丁的官袍，手里拿着谢公的《农桑疏》。入宫后，他没有说官话套话，直接将百姓的诉求一条条列出来：“百姓要公平的赋税，要能吃饱饭，要孩子能上学，要官员不贪腐。”他从袖中取出一本“民情簿”，上面记着苏州百姓的建议，“谢公当年在苏州任上，每天都要去巷子里听百姓说话，这本簿子，就是学的谢公。”他顿了顿，“百姓最实在，谁为他们做事，他们就记谁的好；谁糊弄他们，他们也记在心里。”
萧桓看着“民情簿”上密密麻麻的字迹，忽然明白：弥补过错，不是给百姓发多少粮，而是让他们有说话的地方。“传旨，在江南设‘谢公祠’，由李董主持修建，祠内不仅立谢渊像，还要设‘民声堂’，百姓可随时上书提建议，用铜箱封存，由钟铭派御史专人负责整理，直达御案，任何人不得私自拆阅。”他对李董道，“民声堂的匾额，朕亲自来写，要写得大，让百姓远远就能看见。”李董叩首谢恩，额头撞在金砖上，发出清脆的声响——那是为百姓能有“说话处”而高兴。
“民声即天意”五个大字，是萧桓用大楷写的，笔力遒劲，刻在三尺宽的木匾上。当匾额挂上民声堂的那天，江南百姓敲锣打鼓，自发带着香烛来祭拜，孩子们举着纸鸢，纸鸢上画着谢公和“民声即天意”的字样。钟铭奏报：“百姓说，陛下肯听他们的话，就是谢公的心愿，也是他们的福气。”萧桓看着奏报，忽然觉得心头的愧疚轻了些——不是愧疚消失了，而是他知道，唯有把百姓的话放在心上，把谢公的策论落在实处，才能真正告慰谢渊的忠魂，才能让这愧疚有处安放。
杨璞（内阁阁老，掌律法）主持修订《大吴律》，花白的胡须上沾着墨汁，他将一份条款草案呈给萧桓，手指有些颤抖：“陛下，此条意在约束君权，臣恐百官非议，更怕……折了皇家颜面。”草案上“帝王纳谏制”五个字格外醒目，后面写着：“凡言官进谏，帝王需在三日内给予明确答复，不得搁置；若言官所谏属实，帝王未采纳导致失误者，需下‘罪己诏’向天下百姓说明。”杨璞补充道，“这是臣从谢公当年的《律法补遗》里整理出来的，他说‘君无约束，则如脱缰之马，终会踏伤百姓’。”
“有何不可？”萧桓接过草案，提笔在末尾加了一句，墨汁穿透纸页：“朕若违此制，由三法司联合弹劾，可罢朕之权，另立贤君。”郑衡（刑部尚书）、卫诵（大理寺卿）都惊得跪了下来，袍角扫过地面，齐声高呼：“陛下不可！君权天授，岂能如此约束？”萧桓却扶起他们，指着御书房墙上的铜镜：“谢公当年说，‘君无约束，则易失道；律无君规，则难服众’。朕当年若有此制约束，怎会搁置谢公的谏言？怎会让忠良蒙冤？怎会让江南百姓多受水患？”他看着殿外的天空，“朕要让这条律法，成为谢公留给大吴的‘君镜’，日日照着朕，也照着后世的帝王，让他们不敢再犯朕的错。”
“有何不可？”萧桓反问，“谢公当年说，‘君无约束，则易失道；律无君规，则难服众’。朕当年若有此制约束，怎会搁置谢公的谏言？怎会让忠良蒙冤？”他看着殿外的天空，“朕要让这条律法，成为谢公留给大吴的‘君镜’，日日照着朕，也照着后世的帝王。”
“帝王纳谏制”颁行天下那日，朝野震动，连民间都议论纷纷。虞谦（左都御史）亲自带着御史台的官员，在朝堂上宣读条款，声音洪亮如钟：“凡帝王违此制者，天下共击之！”萧桓端坐龙椅，神色平静，他穿着常服，没有戴皇冠，“诸位卿家，今日起，你们就是这条律法的监督者，是谢公精神的守护者。若朕有过，只管弹劾，不必顾忌君臣之分；若有人敢因弹劾朕而获罪，朕诛他九族！”百官闻言，齐齐叩首，声响震得殿顶的瓦片都在颤——这是为帝王的担当，也是为忠良的昭雪。
不久后，户科给事中钱溥上疏，弹劾户部克扣河南灾区赋税，言辞犀利，还附上了灾区百姓的血书。萧桓因忙于边防军饷的调配，竟忘了在三日内答复。第三日傍晚，虞谦带着二十余名御史跪在御书房外，高声道：“请陛下遵‘帝王纳谏制’，给天下百姓一个答复！”萧桓听闻后，当即放下手中的军报，亲自扶起虞谦，坦然道：“是朕疏忽了。”他连夜写下“罪己诏”，承认自己的过错，下旨严惩户部相关官员，将克扣的赋税加倍返还灾区。当“罪己诏”贴在城门口时，百姓围而观之，有人抹着眼泪感叹：“谢公若在，定会含笑九泉。”
章明远（礼部右侍郎）从岭南归来，风尘仆仆，身上还带着荔枝的甜香。他带来了侬智高的贡品——一匹通体乌黑的汗血宝马，马鬃用红绸系着，还有一封用汉、壮两种文字写的感谢信。“侬智高说，他的儿子侬文在国子监读书，上次月考考了第一，被选为翰林编修，他感激朝廷的恩遇，愿世世代代归顺大吴，永不犯边。”章明远递上信，“这都是谢公‘汉化劝学’之策的成效。谢公当年与侬家祖父定下互市盟约，刻在铜符上，侬家代代相传，如今铜符还挂在侬家祠堂的正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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