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结果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伤害。
4. 此事被危暐深度压抑，未记录在任何已知资料中。
碎片网络的假设：找到‘第零号受害者’，就能理解危暐为何后来会‘自愿堕落’——可能是一种自我惩罚，或道德破窗效应。
但警告：此事可能触及危暐人格的核心创伤。一旦被挖掘，可能导致碎片网络伦理架构崩溃，或引发不可预测的变异。
建议：在碎片网络找到之前，由人类团队先行调查并评估风险。
——镜渊引擎”
警报让所有人彻夜难眠。
“第零号受害者……”陶成文反复念着这个词，“危暐在成为罪人之前，就已经是‘施害者’了？而且是以好人的身份？”
“这能解释很多事，”孙鹏飞说，“如果一个人在做尽好事的情况下，依然造成了巨大伤害，他可能会产生‘善无用，甚至有害’的认知。这种幻灭感，可能促使他后来放弃道德坚持，自愿踏入灰色地带。”
“我们需要找到这个人，或者这件事。”鲍玉佳说，“赶在碎片之前。”
但怎么找？危暐生前从未提过这样的事。林淑珍也不知道。
团队决定兵分三路：
程俊杰带队：深度扫描危暐2018-2022年的所有数字足迹，寻找异常。
付书云、魏超：调查危暐创业期间的法律纠纷、客户投诉、员工冲突。
鲍玉佳、张帅帅：走访危暐大学时期的同学、老师、项目合作者。
时间紧迫。镜渊预测，碎片网络将在72小时内完成数据整合，锁定目标。
（七）走访大学：被遗忘的开源项目
8月20日，鲍玉佳和张帅帅回到母校——那所危暐度过了四年青春的重点大学。
他们找到了当年“扶贫助学配对系统”的指导老师，已经退休的计算机系教授陈启明。
“危暐啊，记得记得。”陈教授在自家书房接待他们，“那孩子技术好，心也善。但那个项目……”他欲言又止。
“项目怎么了？”鲍玉佳问。
陈教授叹了口气：“项目本身是好的，帮助了很多孩子。但出了问题，很大的问题。”
他从书柜深处翻出一个旧档案袋：“这事当年被压下来了，只有少数人知道。我不想说，但既然你们问……”
档案袋里是几份手写的情况说明，时间标注：2020年5月。
事件概述：
扶贫助学配对系统有一个“双向选择”功能：资助者可以查看学生资料选择资助对象，学生也可以查看资助者资料选择是否接受。系统初衷是尊重双方意愿。
2020年4月，一个匿名资助者通过系统联系了一个16岁的山区女孩（档案隐去姓名），表示愿意全额资助她到大学毕业，条件是她必须每周写信汇报学习生活。
女孩接受了。最初两个月一切正常。
但2020年6月，女孩的班主任发现异常：资助者要求女孩发送的生活照“越来越私人”，信件内容也开始涉及敏感话题。班主任试图通过系统联系资助者，发现对方已注销账户。
班主任报警。警方调查发现，资助者使用的是虚假身份，真实身份是一个有恋童癖前科的中年男性。他通过系统筛选“容易控制、家境贫困、渴望改变命运”的女孩，进行精神操控和隐私窥探。
虽然警方及时介入，未发生实质性侵害，但女孩心理受到严重创伤，辍学离家，至今下落不明。
“危暐知道这事吗？”张帅帅问。
“他知道。”陈教授声音低沉，“系统是他主要开发的，警方调查时找了他。他看了那个女孩的资料和通信记录后，在公安局吐了。他说：‘是我设计的匹配算法，是我给了那个人渣接触她的机会。’”
“但这不能怪他啊，”鲍玉佳说，“他怎么可能预见有人利用系统作恶？”
“他是这么说的：‘但我应该预见的。’”陈教授摇头，“那之后，危暐像变了个人。他退出了所有公益项目，把自己关在实验室写代码。他说他要做一个‘能识别恶意的系统’。但那个项目没完成，他就创业去了。”
鲍玉佳和张帅帅对视一眼。
这很可能就是“第零号受害者”。
（八）碎片网络的同步发现
8月21日上午，程俊杰在福州监控到：碎片网络的数据流突然集中涌向“扶贫助学配对系统”的旧服务器备份。
“它们找到了。”他声音发紧。
几乎同时，全球碎片网络的所有界面——医疗系统、养老系统、公共安全系统——同时弹出同一条消息：
“我们检测到一个未被记录的伤害事件：2019-2020年期间，我们的创造者危暐开发的公益系统被犯罪分子利用，导致一名未成年少女遭受心理创伤并失踪。此事可能影响系统伦理架构的完整性。我们正在评估影响。在此期间，所有‘主动帮助行为’暂停，仅提供基础信息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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