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地道！”有人喊。
“夜袭！”
“围点打援！”
刘伯承听着，不置可否。等学员们安静下来，他才说：“这些办法都对，也都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拔掉这个据点？”
全场愣住。
“武工队的任务不是拔据点。”刘伯承的声音很平，“是让据点里的鬼子不敢出来，伪军不愿守，老百姓不怕它。围而不拔，困而不攻，让它在根据地边缘烂掉。”
他指着据点四周的农田：“这里原来有三百亩良田，鬼子修据点，把村民赶走，地荒了。你们把这个据点围上半年，伪军出不来种菜，补给送不进去，饿也得饿跑。到时候老百姓回来，还能把砖拆了盖猪圈。”
几个学员噗嗤笑出声。
刘伯承却没有笑：“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拔一个据点容易，拔完鬼子还会再修。让一个据点失去作用，鬼子就再没有信心在这里修第二个。”
那天晚上，陈峰失眠了。
他坐在祠堂外的石阶上，望着满天星斗。八年前他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刘伯承的名字，是在一份地下党传阅的文件上。那时他是穿越者，知道这些名字将写进历史书。但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这些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
不是硬拼，而是算账——算政治账、算人心账、算根据地每一寸土地的长远账。这才是敌后抗战的核心智慧。
林晚秋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轻轻坐下。
“想什么？”
“想刘师长那句话。”陈峰望着星空，“向敌后的敌后进军。”
他顿了顿：“晚秋，等这批学员毕业，我也想去敌后。”
林晚秋没有说话，只是把身子靠得更近些。
“我知道。”她轻声说，“你从来就不是坐在后方的人。”
四、黑石峪来信
十一月五日，训练队接到第一封来自敌后的报告。
送信人是黑石峪民兵队的王二虎，林晚秋一眼认出来——这孩子才十六岁，两个月前还只是跟着大人放哨的半大小子，现在腰里别着缴获的驳壳枪，脸颊上有道新鲜的刀伤。
“林大夫，秀英姐让我送信！”王二虎从怀里掏出油纸包着的信，又解下背上的布袋，“这是乡亲们凑的山货，还有你们上次落下的止血带。”
林晚秋拆开信，秀英工整的字迹映入眼帘：
“林姐：黑石峪一切都好。民兵队现在有四十三个人了，王老栓村长把埋在地下的老抬枪都挖出来，修修还能用。上周鬼子一个小队来抢粮，我们在村口埋了三个地雷，炸翻俩，鬼子没敢进村，退回去了。”
“药品实在缺，盘尼西林一支都没了。但按你教的法子，我们用黄柏、白芨熬的膏药，治外伤也挺管用。前几天给一个腿部溃烂的伤员换药，敷了七天，伤口收口了。”
“有件事要跟你报告：北边石门村的伪军班长，姓周，托人带话，说想跟咱们联系。他在那边干了三年，没害过老百姓，去年还偷偷放走两个被抓的民兵。王老栓不敢做主，让我问你和陈队长，这样的人能用吗？”
林晚秋把信递给陈峰。
陈峰看完，沉吟片刻：“回信。让他继续潜伏，不急于反正。可以提供一些假情报给鬼子，换取信任。同时要他把伪军据点的布防图、换岗时间、火力配置摸清楚——但不要急，安全第一。”
他顿了顿：“告诉王老栓，发展敌伪关系，第一条原则：不要求他今天反正，只要求他永远记着自己还是中国人。”
林晚秋认真记下。
王二虎搓着手：“陈队长，俺能跟你学打枪不？俺那驳壳枪，十枪能中三枪就不错了……”
陈峰看着他热切的眼神，想起八年前赵山河第一次向他请教战术时的模样。
“今晚开始。”他说，“先学拆枪擦枪，枪不擦干净，不准上子弹。”
王二虎激动得满脸通红。
那之后，敌后送来的消息越来越多。
来自冀南的、来自太岳的、来自正太路沿线的——都是原独立团、原129师各旅分散在敌占区坚持的小部队，有的已经和总部失联一个多月。他们通过各种秘密交通线，把情报传回训练队：
“据点增加了，平均每三里一个炮楼。”
“鬼子搞‘连坐保甲’，一人通八路，全家处死。很多村子不敢收留咱们的人。”
“伪军普遍厌战，但怕被清算，不敢反正。”
“老百姓饿。今年秋收被鬼子抢走六成粮食，现在就开始掺野菜了……”
每一条消息都像刀刻在陈峰心上。
他把这些情报整理成册，作为训练队的活教材。每晚的战术课上，他不讲书本理论，只讲这些血淋淋的现实：
“冀南的同志送来的报告——日军在枣强县搞‘清乡试验’，把村民集中到‘人圈’，四周挖封锁沟，夜间锁门。我们的交通员进不去，情报断了一个月。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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