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地道!”有人喊。
“夜袭!”
“围点打援!”
刘伯承听着,不置可否。等学员们安静下来,他才说:“这些办法都对,也都不对。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非要拔掉这个据点?”
全场愣住。
“武工队的任务不是拔据点。”刘伯承的声音很平,“是让据点里的鬼子不敢出来,伪军不愿守,老百姓不怕它。围而不拔,困而不攻,让它在根据地边缘烂掉。”
他指着据点四周的农田:“这里原来有三百亩良田,鬼子修据点,把村民赶走,地荒了。你们把这个据点围上半年,伪军出不来种菜,补给送不进去,饿也得饿跑。到时候老百姓回来,还能把砖拆了盖猪圈。”
几个学员噗嗤笑出声。
刘伯承却没有笑:“战术是为战略服务的。拔一个据点容易,拔完鬼子还会再修。让一个据点失去作用,鬼子就再没有信心在这里修第二个。”
那天晚上,陈峰失眠了。
他坐在祠堂外的石阶上,望着满天星斗。八年前他在沈阳第一次见到刘伯承的名字,是在一份地下党传阅的文件上。那时他是穿越者,知道这些名字将写进历史书。但直到此刻他才真正明白,这些人的伟大,不在于他们打了多少胜仗,而在于他们在最黑暗的时刻,依然保持着最清醒的头脑。
不是硬拼,而是算账——算政治账、算人心账、算根据地每一寸土地的长远账。这才是敌后抗战的核心智慧。
林晚秋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他身边,轻轻坐下。
“想什么?”
“想刘师长那句话。”陈峰望着星空,“向敌后的敌后进军。”
他顿了顿:“晚秋,等这批学员毕业,我也想去敌后。”
林晚秋没有说话,只是把身子靠得更近些。
“我知道。”她轻声说,“你从来就不是坐在后方的人。”
四、黑石峪来信
十一月五日,训练队接到第一封来自敌后的报告。
送信人是黑石峪民兵队的王二虎,林晚秋一眼认出来——这孩子才十六岁,两个月前还只是跟着大人放哨的半大小子,现在腰里别着缴获的驳壳枪,脸颊上有道新鲜的刀伤。
“林大夫,秀英姐让我送信!”王二虎从怀里掏出油纸包着的信,又解下背上的布袋,“这是乡亲们凑的山货,还有你们上次落下的止血带。”
林晚秋拆开信,秀英工整的字迹映入眼帘:
“林姐:黑石峪一切都好。民兵队现在有四十三个人了,王老栓村长把埋在地下的老抬枪都挖出来,修修还能用。上周鬼子一个小队来抢粮,我们在村口埋了三个地雷,炸翻俩,鬼子没敢进村,退回去了。”
“药品实在缺,盘尼西林一支都没了。但按你教的法子,我们用黄柏、白芨熬的膏药,治外伤也挺管用。前几天给一个腿部溃烂的伤员换药,敷了七天,伤口收口了。”
“有件事要跟你报告:北边石门村的伪军班长,姓周,托人带话,说想跟咱们联系。他在那边干了三年,没害过老百姓,去年还偷偷放走两个被抓的民兵。王老栓不敢做主,让我问你和陈队长,这样的人能用吗?”
林晚秋把信递给陈峰。
陈峰看完,沉吟片刻:“回信。让他继续潜伏,不急于反正。可以提供一些假情报给鬼子,换取信任。同时要他把伪军据点的布防图、换岗时间、火力配置摸清楚——但不要急,安全第一。”
他顿了顿:“告诉王老栓,发展敌伪关系,第一条原则:不要求他今天反正,只要求他永远记着自己还是中国人。”
林晚秋认真记下。
王二虎搓着手:“陈队长,俺能跟你学打枪不?俺那驳壳枪,十枪能中三枪就不错了……”
陈峰看着他热切的眼神,想起八年前赵山河第一次向他请教战术时的模样。
“今晚开始。”他说,“先学拆枪擦枪,枪不擦干净,不准上子弹。”
王二虎激动得满脸通红。
那之后,敌后送来的消息越来越多。
来自冀南的、来自太岳的、来自正太路沿线的——都是原独立团、原129师各旅分散在敌占区坚持的小部队,有的已经和总部失联一个多月。他们通过各种秘密交通线,把情报传回训练队:
“据点增加了,平均每三里一个炮楼。”
“鬼子搞‘连坐保甲’,一人通八路,全家处死。很多村子不敢收留咱们的人。”
“伪军普遍厌战,但怕被清算,不敢反正。”
“老百姓饿。今年秋收被鬼子抢走六成粮食,现在就开始掺野菜了……”
每一条消息都像刀刻在陈峰心上。
他把这些情报整理成册,作为训练队的活教材。每晚的战术课上,他不讲书本理论,只讲这些血淋淋的现实:
“冀南的同志送来的报告——日军在枣强县搞‘清乡试验’,把村民集中到‘人圈’,四周挖封锁沟,夜间锁门。我们的交通员进不去,情报断了一个月。怎么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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