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改委二楼大会议室。
长条会议桌两侧,坐着风格迥异的两个群体:左边是东部沿海三省一市的代表,江苏、浙江、福建、上海,个个西装革履,面前摆着最新款的平板电脑;右边是西部四省区的代表,四川、陕西、甘肃、新疆,穿着相对朴素,但眼神里透着强烈的渴望。
林万骁坐在主位,左右分别是区域发展司司长李春梅和产业发展司司长赵立军。今天的会议主题很明确:推动东部产业向西部有序转移,但一上午的讨论,已经暴露出双方诉求的巨大鸿沟。
“我们愿意转移的,是纺织服装、家具制造、金属加工这些传统产业。”江苏省工信厅副厅长推了推眼镜,“这些产业在我们那里用地紧张、用工成本高,但在西部有成本优势。我们甚至可以把整条生产线搬过去,带动当地就业。”
新疆代表团的马副主席立即回应:“我们欢迎产业转移,但不想要淘汰产能。新疆有丰富的风光资源,有‘一带一路’核心区优势,我们更希望承接新能源装备、新材料、电子信息这些战略性新兴产业。”
浙江代表笑了:“马主席,您说的这些产业,我们自己也在大力发展,怎么可能转出去?就算转,也是转到省内欠发达地区,不会出省。”
“那这还叫产业转移吗?”陕西省发改委主任语气有些冲,“不就是把你们不想干的脏活累活扔给我们?”
会议室里火药味渐浓。
李春梅适时插话:“各位,产业转移要遵循市场规律,也要考虑区域协调发展。东部有转型升级的压力,西部有加快发展的需求,我们的任务是找到结合点。”
“结合点在哪?”甘肃省长助理摊手,“东部要转移的,我们看不上;我们想要的,东部不给。这怎么结合?”
林万骁一直在听,手里的笔在笔记本上画着关系图。这时他抬起头:“各位,我打断一下。我们换个思路:不讨论‘转什么’,先讨论‘怎么转’。”
所有人都看向他。
“传统的产业转移模式是‘搬家’东部企业把工厂搬到西部,税收归西部,GDP算西部的,污染也可能留在西部。”林万骁说,“这种模式,东部没动力,因为失去了税源和GDP;西部有顾虑,因为可能接到的是落后产能。”
他调出投影:“我提个新思路:‘飞地经济+利益共享’。”
屏幕上出现一张示意图。东部某市在西部某市划定一块“飞地”,由东部负责招商引资、园区运营,西部提供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产生的GDP两地分享,税收按比例分成,环境指标共同承担。
“具体来说,”林万骁解释,“比如上海在甘肃建一个产业园,上海出资金、技术、管理,甘肃出土地、政策、劳动力。园区企业产生的税收,上海和甘肃按6:4分成;GDP统计,两地各计一半;能耗指标、排放指标,共同纳入考核。”
会议室里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在消化这个方案。
上海市副市长先开口:“林主任,这个思路...很新颖。但实际操作中,GDP和税收怎么分?统计上允许吗?”
“技术上可以解决。”林万骁说,“我们已经和统计局、税务总局沟通过,可以为这种跨区域合作园区设立专门的统计和税收核算办法。”
“那环境指标呢?”江苏省代表问,“如果我们和西部共建园区,排放指标算谁的?我们的指标本来就很紧张。”
“所以需要创新。”林万骁调出另一张图,“我们正在研究‘排污权跨区域交易’机制。东部可以通过购买西部的排放指标,在西部建设需要一定排放空间的产业。这样,西部获得了资金,东部获得了发展空间,国家控制了总排放。”
这个想法更大胆。西部几个代表的眼中亮起了光。
新疆马副主席问:“林主任,如果是这样,我们是不是可以要求,在‘飞地’里必须有一定比例的高端产业?不能全是传统产业。”
“可以。”林万骁点头,“合作协议里可以约定:东部转移的产业中,战略性新兴产业比例不低于30%。达不到,西部有权调整税收分成比例。”
“那我们有什么保障?”浙江代表问,“投了资,建了园,万一西部政策变了怎么办?”
“签署长期合作协议,报国家发改委备案。”林万骁说,“协议期内,任何一方单方面改变政策,造成对方损失的要赔偿。发改委负责监督执行。”
思路一打开,讨论就热烈起来。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双方代表就具体操作细节展开了务实讨论:
江苏和陕西探讨共建“高端装备制造飞地”,江苏转移部分汽车零部件产能,但必须配套新能源汽车电池项目;
浙江和四川商量“数字经济飞地”,浙江转移部分数据中心,但要帮助四川培养数字人才;
上海和甘肃对接“新材料飞地”,上海转移部分化工中间体生产,但要建设研发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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