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下午，夏家四合院。
院内的石榴树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几盆菊花在秋阳下开得正好。夏弘文坐在院中的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线装《资治通鉴》，老花镜滑到鼻尖。
“爸，我们来了。”夏宁宁提着水果篮走进院子，林万骁和林怀信跟在后面。
夏弘文抬起头，七十四岁的老人头发全白，但精神矍铄，眼神依然锐利。他放下书，摘下老花镜：“万骁来了，快坐。怀信又长高了。”
“外公好。”林怀信恭敬地问候。
“好，都好。”夏弘文微笑，“宁宁，厨房有刚炖的银耳汤，去盛几碗来。”
支走女儿，院子里只剩下三个男人。夏弘文打量着女婿：“去发改委一个月了，感觉怎么样？”
林万骁在他对面的石凳上坐下：“正在适应。和地方工作差别很大。”
“当然大。”夏弘文端起紫砂壶，给两人斟茶，“在地方，你是划船人，盯着自己那条河，使劲往前划就行。在这里，你是修河道的人，得考虑整条水系的流向、深浅、宽窄，哪里该疏，哪里该堵，哪里该筑坝。”
他抿了口茶：“划船用劲就行，修河得用脑、用心、用势。不能用划船的劲儿去修河，会出事。”
这话精辟。林万骁想起这些天的经历：半导体项目审批中的博弈，司局间的微妙关系，程序与现实的冲突...不正是“修河”的困境吗？
“爸，我最近批了个项目，用的是分阶段审批、设考核指标的办法。您看这样对不对？”林万骁把半导体项目的来龙去脉讲了一遍。
夏弘文静静听着，手指轻轻敲着藤椅扶手。等林万骁讲完，他问：“你觉得自己做得怎么样？”
“算是...找到了平衡点。”林万骁说，“既没完全妥协，也没硬顶回去。”
“嗯。”夏弘文点点头，“这是第一步，学会在规则框架内寻找空间。但还不够。”
他看着女婿：“你知道修河最难的是什么吗？”
“平衡各方利益？”
“是预见性。”夏弘文说，“一条河，今天看着好好的，但你要预见到：明年雨季会不会涨水？后年上游会不会建水库？大后年气候变化会不会让河流改道？修河的人，眼睛不能只盯着眼前这一段，要看到整条河，看到未来十年、二十年的变化。”
他顿了顿：“你现在审批项目，只看这个项目本身对不对，这还不够。要把它放到国家发展的大棋局里看：这个项目，五年后会对产业格局产生什么影响？会不会引发其他地方跟风？会不会加剧区域不平衡？会不会形成新的风险点？”
林万骁陷入沉思。他确实没想那么远。
“我给你讲个故事。”夏弘文说，“二十年前，我在国家计委工作，那时各地争上乙烯项目。一个省报了个百万吨乙烯，材料做得漂亮，专家也说好。我批了。结果呢？三年后，全国乙烯产能过剩，价格暴跌，那个项目亏损严重，地方背上沉重债务。”
老人目光深远：“我后来反思，错在哪里？错在只看了那个项目本身，没看全国布局；只看了技术可行性，没看市场容量；只看到了地方积极性，没看到全局平衡。一个项目批错了，损失的不仅是钱，更是发展时机，是政策信誉。”
院墙外传来鸽子哨声，悠长而遥远。
“爸，那您说，怎么才能有这种预见性？”林万骁虚心请教。
“三件事。”夏弘文伸出三根手指，“第一，吃透中央精神。不是背文件，是理解文件背后的战略意图。为什么这个时候提‘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搞‘双碳’？为什么要强调‘底线思维’？想明白了这些，你审批项目就有了定盘星。”
“第二，建立自己的信息网络。部委的简报、文件要看，但不能只看这些。要多听基层的声音，多和企业聊，多和专家谈，多和兄弟部门交流。信息越全面，判断越准确。”
“第三，学会算大账。”夏弘文加重语气，“地方算的是自己的账，GDP、就业、税收。部委要算的是国家账，产业安全、区域协调、长远发展。有时候，这两个账是矛盾的。你的任务，就是在矛盾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林怀信在一旁听得入神，忍不住问：“外公，如果两个账实在算不到一起呢？”
夏弘文看了外孙一眼：“那就看哪个账更关乎国计民生。比如粮食安全、能源安全、科技安全，这些是国家账的底线，必须守住。地方账要让路。”
他转向林万骁：“你那个半导体项目，分阶段审批是对的。但你要想得更远：两年后，如果第一阶段达标了，但核心技术还是没突破，怎么办？是继续等，还是转向？如果等，等多久？如果转，往哪转？这些问题，现在就要开始想。”
林万骁感到一阵压力，但更多的是启发。岳父的点拨，像一盏灯，照亮了他前路上的迷雾。
“爸，我明白了。审批不仅是技术活，更是战略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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