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汉彰回到战地输血队的驻地时，太阳已经偏西了。营地里很安静，一天中最安静的时刻，没有炮声，没有枪声，伤员们大多已经被转送到后方医院，剩下几个还在观察的躺在帐篷里，偶尔传出一两声低沉的呻吟。
卡车停在操场的东边，车身上糊着一层泥浆和炮烟留下的黑灰，挡风玻璃上还有几道弹片擦过的划痕。他拎着一只铁皮桶和一块抹布，正准备去水井那边打水把车洗一洗，一个年轻的护士就从帐篷那边跑过来。
她跑到王汉彰面前停下来，弯着腰喘了两口气，一只手指着驻地的方向，气喘吁吁地说：“雅克，你快回去，有人找你。”
王汉彰以为又来了伤员，加快了脚步。他走到驻地的时候，看到诺尔曼正站在一辆黑色轿车旁边，和一个穿着军官制服的人说话。那个人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头发花白，脸上的线条很硬。他的胸前挂着一排勋章，在阳光下闪着光。
王汉彰认出了他。是第11旅的旅长汉斯·贝姆勒。这个名字在国际纵队里几乎无人不知。德国人，赤党老党员，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之后被关进过集中营，从集中营里逃出来之后流亡法国，西班牙内战一爆发就带着第一批德国志愿者翻过比利牛斯山来了西班牙。
他指挥的第11旅是国际纵队里最能打的部队之一，在马德里保卫战中顶住了国民军最猛烈的进攻，伤亡率高达百分之四十以上，但阵地一步没退。
贝姆勒看到王汉彰走过来，迎上前去。他的步伐不快，但每一步都很稳，像是一个习惯了在战场上走路的人。
“你就是王雅克？”贝姆勒问。他的英语带着很重的德国口音。
“是。”王汉彰说。
贝姆勒点了点头，从旁边一个随从手里接过一个红色的小盒子。他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枚勋章。金质的，形状像是一个十字架，四个臂等长，边缘打磨得很光滑，十字架的正中间浮雕着西班牙共和国的国徽——皇冠、城堡、狮子和锁链的图案被压缩在一个指甲盖大小的空间里，每一道线条都刻得极其精细。勋章上方连着一根红色和黄色相间的绶带，那是西班牙共和国的国旗色。
“这是共和国战争十字勋章，”贝姆勒说。他说得很慢，每一个词都给足了分量，像是在宣读一份正式的嘉奖令，但他的语调里没有官方场合常见的那种空洞和做作，反而带着一种近乎私人化的郑重。“西班牙共和国战争十字勋章，是共和军最高级别的战功勋章之一。旅部决定授予你，以表彰你在阿尔卡拉外围战斗中独自俘虏二十三名意大利干涉军士兵的英勇行为。”
他把勋章别在王汉彰的胸前。别针戳进布料的时候，王汉彰的肩膀微微动了一下，但他没有说话。贝姆勒退后一步，向他敬了一个军礼。
王汉彰立正，回了礼。
贝姆勒的手放下来，然后拍了拍王汉彰的肩膀。“你一个人抓了二十多个俘虏，”他说，“这在国际纵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你的事迹会激励所有的战士。”
“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王汉彰说。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每个字都像是经过斟酌之后才放出来的。“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还有安东尼奥·加西亚和胡安·洛佩斯，他们才是真正——”
贝姆勒没有就这个话题继续说下去。他没有说“我对他们的牺牲表示哀悼”，没有说“他们会得到应有的荣誉”，没有说任何一句在阵亡通知书上反复出现的套话。他只是沉默了一秒，然后转过身，朝随从摆了摆手。那个手势很随意，手指并拢往外一翻，像是在说“搬过来吧”。
几个随从开始从后面的卡车上往下搬东西。不是弹药箱，不是医疗器械，是几箱罐头、几袋面粉、几桶葡萄酒，还有几十条崭新的军毯。罐头是铁皮包装的，标签上印着西班牙文的“海军特供”；面粉袋子是粗麻布的，鼓鼓囊囊地堆在操场上。
这些东西在战前不过是杂货店里随处可见的普通商品，但在物资极度匮乏的战争时期，在连盐都成了奢侈品的前线，这就是比钞票更硬的通货。
贝姆勒指了指那些东西，对诺尔曼说：“这些是给输血队的，算是附加的慰问品。”然后他转回身，看着王汉彰，语气恢复了正式汇报时的那种分量，“这是你为你的队伍赢来的。不是补给，是奖励。补给是上面按人头发的，奖励是你用战功换的。你的战友们今天晚上能吃上一顿好的，是因为你。”
几个西班牙记者不知道什么时候来到了驻地。他们扛着相机，拿着笔记本，围在贝姆勒身边拍照。闪光灯亮了几下，刺得王汉彰眯起了眼睛。然后一个记者朝他走过来，伸出手。“我叫费尔南多，《马卡报》的记者。旅部让我们来采访你，你的故事要上报纸。”
王汉彰皱了皱眉，刚想说“不用了”，诺尔曼走过来，在他耳边低声说：“雅克，我知道你不想被关注。但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是输血队的事，是整个国际纵队的事。你接受了采访，你的故事上了报纸，会有更多的人加入我们，会有更多的人支持我们。有时候，榜样的力量比一卡车血浆还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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