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国际司司长杨帆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带着十足的紧迫感。
林杰握着电话，脑海中瞬间闪过两个画面：
一是海南私人会所里，内鬼与境外联络人交接的神秘包裹；
二是深改委会议室里，刚刚原则通过的、还带着油墨清香的规划方案。
内忧外患，竟然在同一个时刻扑面而来。
他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将海南的阴霾暂时压下，当前，来自最高层的外交任务显然优先级更高。
“杨司长，情况我了解了。时间不等人，你看，一小时后，在我们健康委小会议室，怎么样？我通知药监局、工信部、相关药企负责人一起参加。”
“好！一小时后见！”杨帆干脆利落地挂了电话。
林杰收起手机，对格日勒图下令：“海南那边，让你的人继续盯紧，特别是那个副职领导在海南期间的一切活动。那个消失的联络人，让王主任那边协助追查，我们这边权限不够。另外，通知药政司、国际合作司，还有瑞康生物的李维民，半小时内到小会议室。工信部那边我来联系。”
“是！”格日勒图领命，快步离去。
林杰一边快步走向停车场，一边拨通了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的电话，简要说明了情况。
对方一听涉及紧急药品生产和外援，立刻表示马上派人参加。
一个小时后，健康委小会议室里坐满了人。
除了林杰和杨帆，还有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司长、工信部消费品司的一位副司长、健康委药政司、国际司的负责人，以及瑞康生物董事长李维民。
每个人脸上都带着凝重。
杨帆先介绍了情况：“……情况就是这样，南亚的A国、东南亚的B国、非洲的C国，三国驻华大使今天上午几乎同时递交了紧急照会，言辞恳切，说本国BA.9疫情完全失控，医疗系统崩溃，死亡率飙升，社会濒临动荡，恳请我国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责任，紧急援助特效药，并提供必要的诊疗技术指导。领导批示：立即研究，妥善应对，体现担当。”
药监局注册司司长扶了扶眼镜，首先提出顾虑：“瑞康维是附条件批准上市，国内使用尚且需要严格监测，大规模对外援助，一旦出现不可预知的不良反应，或者疗效不如预期，国际影响会非常糟糕，甚至可能引发外交纠纷和诉讼。”
工信部的副司长则更关心产能：“李总，你们现在的产能和库存情况怎么样？能满足国内需求的同时，对外提供多少？”
李维民擦了擦额头的汗，快速回答：“目前产能已经开到最大，月产量能达到两百万盒。国内随着疫情峰值过去，需求在下降，库存有一些积累，但也不多，大概……一百万盒左右。这部分是应急储备，动的话需要批准。”
健康委药政司司长补充道：“还要考虑药品的运输、储存条件，以及受援国是否有能力按照我们的指南正确使用。如果管理不善，造成浪费、滥用甚至流入黑市，好事可能变坏事。”
国际司的负责人也提醒：“这里还涉及一个敏感问题：给多少？给谁？按什么标准给？现在是三个国家同时要，给不给？给谁多给谁少？其他没开口的国家会不会也要？这不仅是医药问题，更是外交平衡问题。”
问题一个接一个，个个棘手。
会议室里弥漫着一种“责任重大、风险也巨大”的沉重气氛。
林杰一直沉默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击。
等大家说得差不多了，他缓缓开口：“各位的顾虑都有道理。但大家要看到，这不只是一次简单的药品援助。这是我们国家展现负责任大国形象、提升全球健康治理话语权、同时也有利于我们自身长远利益的一次重要机会。”
他看向杨帆：“杨司长，外交上，我们是不是可以主动一点，把这次援助，纳入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的框架下来推动？凸显我们不是进行简单的物资输送，而是分享中国方案、提供系统性支持？”
杨帆眼睛一亮：“这个定位好！可以淡化施舍色彩，强调平等合作、共同应对。”
林杰又看向药监局和工信部的同志：“关于药品安全和产能问题，我提个思路。我们不以无偿赠送大量成品药为主，那样不可持续，也容易引发依赖和后续问题。我们可以采取‘药物援助+技术合作+能力建设’的组合包模式。”
他详细阐述：
“第一，基于人道主义，我们可以紧急调拨一部分库存，解燃眉之急。但这部分要签署严格的协议，确保用途可控，并派专家组指导使用。”
“第二，也是更重要的，我们可以与有意愿、有条件的国家，探讨技术合作。在保护我们核心知识产权的前提下，以优惠条件提供原料药或中间体，甚至帮助其建设本土化包装生产线。这样既能更快满足当地需求，拉动我们的原料出口，也能帮助对方建立一定的自主生产能力，是更长久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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