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第三次去。心理老师说她要调走了,让我找新老师。可新老师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最后一篇日记是前天:“明天又要考试了。我怕。怕考不好,怕被老师骂,怕被同学笑。为什么没有人真的听我说话?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真的是我想太多了。”
林杰合上简报,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那个女孩的绝望。
一次次求助,一次次被敷衍。
最后那根弦,断了。
飞机降落时,已经下午五点多。
林杰没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
“通知教育部、卫健委、团ZY、妇联,明天上午九点开紧急会议。”他对许长明说,“另外,联系几位顶级的心理专家,我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的。还有,”许长明说,“南京那边,当地已经成立调查组。但学校态度很强硬,说周小雨本身心理脆弱,学校已经尽到责任。”
“尽到什么责任?”林杰问,“填个量表就叫尽责任?谈话十五分钟就叫尽责任?”
“他们说,学校配了心理老师,有心理咨询室,按教育部要求都做到了。”
“做到了形式,没做到实质。”林杰说,“我要的不是有心理咨询室,是心理老师真的能帮到学生;不是有心理健康课,是学生真的能学到如何调节情绪。”
晚上八点,几位心理专家到了。
为首的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陈教授,六十多岁,头发花白。
“林书记,周小雨的案例,我们分析过了。”陈教授开门见山,“这不是个例。我们团队做过调研,全国中学生中,有抑郁倾向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但真正得到专业帮助的,不到百分之五。”
“为什么这么低?”
“几个原因。”陈教授说,“第一,学校心理老师严重不足。按规定,每所学校应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心理老师,但很多学校是用其他学科老师兼职,或者干脆没有。第二,心理老师专业性不够。很多是半路出家,培训几天就上岗,只能做简单的量表测试,做不了深入咨询。第三,学校不重视。心理健康课经常被主科占用,心理咨询室成了摆设。”
另一位专家补充:“还有社会偏见。很多家长、老师觉得心理问题就是‘想太多’‘矫情’,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求助。学生也不敢说,怕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
林杰认真听着,不时记几笔。
“陈教授,如果要改变现状,你们有什么建议?”
“首先,要配齐配强心理老师队伍。”陈教授说,“不是有就行,是要专业、足量。建议每500名学生配备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并且要求具备心理学专业背景和咨询资质。”
“其次,要建立分级干预体系。”另一位专家说,“轻度问题由学校心理老师处理,中度问题转介到区县心理服务中心,重度问题及时转诊到医院。要有绿色通道,不能让学生求助无门。”
“第三,要改变评价体系。”陈教授顿了顿,“现在学校还是‘唯分数论’,心理健康教育被边缘化。要改革,就要把心理健康纳入学校考核,把心理老师纳入教师编制,把心理健康课开足开好。”
讨论到十点多,林杰心里有了初步想法。
送走专家,他让许长明把今天的讨论整理成报告。
刚坐下,手机响了。是陈领导。
“林杰,南京的事我听说了。”陈领导声音很沉,“你打算怎么处理?”
“明天开会研究。”林杰说,“但我的想法是,要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我支持。”陈领导说,“但你要知道,这又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增加心理老师编制,要钱;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时间;改革评价体系,要动现有的考核办法。这些都会遇到阻力。”
“我知道。”林杰说,“但再难也得做。陈领导,您知道我刚才看到什么了吗?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日记,她三次求助,三次被敷衍。如果我们早一点重视,她可能还活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你放手去做。”陈领导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第二天上午九点,国务院第一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人。教育部的几位司长,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团ZY、全国妇联的代表,还有几位心理专家。
林杰开门见山:“今天开这个会,就一个议题——如何构建有效的校园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周小雨同学的悲剧,不能再发生了。”
教育部副部长刘振华先发言:“林书记,我们很痛心。但实事求是地说,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编制紧张,很多学校没心理老师编制;二是经费不足,心理咨询室建设、设备购置都需要钱;三是专业人才缺乏,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更愿意去医院、咨询机构,不愿意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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