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第三次去。心理老师说她要调走了，让我找新老师。可新老师什么时候来？不知道。”
最后一篇日记是前天：“明天又要考试了。我怕。怕考不好，怕被老师骂，怕被同学笑。为什么没有人真的听我说话？为什么大家都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也许真的是我想太多了。”
林杰合上简报，闭上眼睛。
他能想象那个女孩的绝望。
一次次求助，一次次被敷衍。
最后那根弦，断了。
飞机降落时，已经下午五点多。
林杰没回家，直接去了办公室。
“通知教育部、卫健委、团ZY、妇联，明天上午九点开紧急会议。”他对许长明说，“另外，联系几位顶级的心理专家，我要听听他们的意见。”
“好的。还有，”许长明说，“南京那边，当地已经成立调查组。但学校态度很强硬，说周小雨本身心理脆弱，学校已经尽到责任。”
“尽到什么责任？”林杰问，“填个量表就叫尽责任？谈话十五分钟就叫尽责任？”
“他们说，学校配了心理老师，有心理咨询室，按教育部要求都做到了。”
“做到了形式，没做到实质。”林杰说，“我要的不是有心理咨询室，是心理老师真的能帮到学生；不是有心理健康课，是学生真的能学到如何调节情绪。”
晚上八点，几位心理专家到了。
为首的是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陈教授，六十多岁，头发花白。
“林书记，周小雨的案例，我们分析过了。”陈教授开门见山，“这不是个例。我们团队做过调研，全国中学生中，有抑郁倾向的比例超过百分之二十。但真正得到专业帮助的，不到百分之五。”
“为什么这么低？”
“几个原因。”陈教授说，“第一，学校心理老师严重不足。按规定，每所学校应配备至少一名专职心理老师，但很多学校是用其他学科老师兼职，或者干脆没有。第二，心理老师专业性不够。很多是半路出家，培训几天就上岗，只能做简单的量表测试，做不了深入咨询。第三，学校不重视。心理健康课经常被主科占用，心理咨询室成了摆设。”
另一位专家补充：“还有社会偏见。很多家长、老师觉得心理问题就是‘想太多’‘矫情’，不愿意承认，更不愿意求助。学生也不敢说，怕被贴上‘不正常’的标签。”
林杰认真听着，不时记几笔。
“陈教授，如果要改变现状，你们有什么建议？”
“首先，要配齐配强心理老师队伍。”陈教授说，“不是有就行，是要专业、足量。建议每500名学生配备一名专职心理老师，并且要求具备心理学专业背景和咨询资质。”
“其次，要建立分级干预体系。”另一位专家说，“轻度问题由学校心理老师处理，中度问题转介到区县心理服务中心，重度问题及时转诊到医院。要有绿色通道，不能让学生求助无门。”
“第三，要改变评价体系。”陈教授顿了顿，“现在学校还是‘唯分数论’，心理健康教育被边缘化。要改革，就要把心理健康纳入学校考核，把心理老师纳入教师编制，把心理健康课开足开好。”
讨论到十点多，林杰心里有了初步想法。
送走专家，他让许长明把今天的讨论整理成报告。
刚坐下，手机响了。是陈领导。
“林杰，南京的事我听说了。”陈领导声音很沉，“你打算怎么处理？”
“明天开会研究。”林杰说，“但我的想法是，要以此为契机，全面加强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不能再让悲剧重演。”
“我支持。”陈领导说，“但你要知道，这又会触动一些人的利益。增加心理老师编制，要钱；加强心理健康教育，要时间；改革评价体系，要动现有的考核办法。这些都会遇到阻力。”
“我知道。”林杰说，“但再难也得做。陈领导，您知道我刚才看到什么了吗？一个十七岁女孩的日记，她三次求助，三次被敷衍。如果我们早一点重视，她可能还活着。”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好，你放手去做。”陈领导说，“需要什么支持，直接跟我说。”
第二天上午九点，国务院第一会议室。
椭圆形的会议桌旁坐满了人。教育部的几位司长，卫健委的负责同志，团ZY、全国妇联的代表，还有几位心理专家。
林杰开门见山：“今天开这个会，就一个议题——如何构建有效的校园心理危机干预体系。周小雨同学的悲剧，不能再发生了。”
教育部副部长刘振华先发言：“林书记，我们很痛心。但实事求是地说，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确实面临很多困难。一是编制紧张，很多学校没心理老师编制；二是经费不足，心理咨询室建设、设备购置都需要钱；三是专业人才缺乏，心理学专业毕业生更愿意去医院、咨询机构，不愿意去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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