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告的最后一页，有一行小字：“长期目标：确保中国在核心科技领域，始终落后一代到一代半。”
“好一个确保。”林杰把平板放下，“这份报告，谁写的？”
“落款是一个叫全球学术战略研究所的机构，注册地在伦敦。”许长明说，“但我们查了，这个机构近三年百分之八十的资金，来自一家美国军工企业的基金会。”
询问室里，所有人都沉默了。
吴司长瘫在椅子上，面如死灰。
“吴司长，”林杰看着他，“这份报告，你看过吗？”
“……看过概要。”吴司长声音几乎听不见，“他们让我……根据报告指出的薄弱环节，重点推动那些领域的国际合作，把有潜力的学者……送出去学习‘先进经验’。”
“学习？”林杰笑了，“是去当学生，还是去当俘虏？”
他站起来，对许长明说：“通知专案组，立即对报告涉及的十七所高校、三十八个团队，采取保护性措施。以‘科研安全检查’的名义，低调进行。不要让那些还在埋头苦干的学者们寒心。”
“是。”
“另外，”林杰看了眼窗外渐亮的天色，“通知教育部，今天上午的会议，提前到八点。议题增加一项，高校招生制度改革。”
上午八点，教育部三楼会议室。
椭圆桌旁坐了十几个人，除了教育部相关司局的负责人，还有几位从高校临时请来的代表：
一位是西部某省重点大学的招生办主任，一位是东部沿海知名高中的校长，还有两位是长期研究教育公平的学者。
林杰最后一个进来，没坐主位，在长边中间坐下，开门见山：
“今天这个会，只讨论一个问题，大学的门，该怎么进？”
他环视一圈：“在座的各位，有的是管招生的，有的是办高中的，有的是研究教育的。我想先听听实话，现在的高考招生，公平吗？”
会议室里安静了几秒。
西部那所大学的招生办主任，姓刘，五十多岁，头发花白，先开口：“林书记，从程序上说，高考是目前最公平的选拔制度。分数面前，人人平等。但……”
“但什么？”林杰问。
“但程序公平，不等于结果公平。”刘主任搓着手，“我们学校在西部，每年招生，按省分配名额。看起来公平吧？可实际上呢？我们省内部，教育资源集中在省会和几个大城市，农村孩子、偏远县镇的孩子，从小学起就输在起跑线上。同样的分数，城里孩子可能上重点高中，农村孩子连高中都考不上。”
东部那位高中校长接话：“刘主任说得对。而且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名校掐尖。清华北大这些顶尖高校，通过自主招生、保送生、强基计划，早早把最优秀的学生锁定。剩下通过高考统招的名额，越来越少。普通家庭的孩子，想靠裸分上清北，越来越难。”
一位研究教育公平的女学者推了推眼镜：“这背后，其实是阶层固化的问题。自主招生看什么？看竞赛成绩，看特长才艺，看社会实践。这些东西，农村孩子、低收入家庭孩子，有机会接触吗？他们可能连竞赛辅导班都上不起。”
林杰认真听着，在笔记本上快速记录。
“还有区域均衡的问题，”另一位学者补充，“东部沿海和北上广深，高校密集，录取率高。中西部地区，考生多，高校少，录取率低。同样的分数，在北京能上211，在河南可能只能上普通一本。这种差距，这些年不仅没缩小，还在拉大。”
“那解决方案呢？”林杰放下笔，“各位有什么建议？”
刘主任犹豫了一下：“我觉得……应该加大倾斜力度。对农村孩子、贫困地区孩子，不是降低标准，而是给予更多机会，比如专项招生计划，比如加分政策，比如入学后的学业帮扶。”
“加分政策现在就有，”高中校长摇头，“但执行起来问题很多。有些地方，利用政策漏洞，搞‘高考移民’。有些家长，为了给孩子加分，想方设法弄‘少数民族身份’，弄‘体育特长生’资格。好政策，被钻空了。”
“所以关键不是给多少政策，”女学者说，“是构建一个更科学、更全面的评价体系。不能只看分数，但也不能让分数之外的东西，成为新的不公平。”
她翻开面前的资料：“国外有些高校，采用综合评价，看学业成绩，也看社区服务、个人陈述、推荐信。但这套体系搬到中国，会不会水土不服？会不会给权力寻租、金钱交易开新口子？这些都是问题。”
会议室里争论起来。
有人说要扩大高校自主权，让学校按需选才；
有人说要加强规范监管，防止自主权被滥用；
有人说要推进教育资源均衡，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有人说要改革高考本身，打破一考定终身……
林杰听着，没打断。
窗外的阳光透过百叶窗，在会议桌上投出明暗相间的条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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