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米比亚，温得和克。
风从纳米布沙漠吹来，带着灼热和干燥，卷起街头的垃圾和尘土，打在紧闭的铁皮门上。
恩加拉·穆雄医生站在温得和克中央医院的窗户前，看着这座城市。他的办公室在一楼，窗户正对着急诊入口。两年前，这里每天有几十个人排队等着看病——发烧、外伤、孕妇分娩。现在，队伍依然很长，但来的人已经不一样了。
他们更瘦。
他们更慢。
他们的眼睛里不再有光。
穆雄医生六十二岁了，在这家医院工作了三十七年。他见过独立战争的血腥，见过九十年代表格制度崩溃后的混乱，见过千禧年艾滋病高峰时的死亡潮。但他从未见过像现在这样的景象。
“穆雄医生。”护士卡琳轻轻敲门。
“进来。”
“卫生部长办公室的传真。”卡琳递过一张纸，声音压得很低，“他们……他们不想公开这份报告。”
穆雄医生接过传真，戴上眼镜。
报告只有一页，但上面的数字像钉子一样扎进他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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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米比亚卫生部内部简报（机密）
年度人口预估数据
估算人口：2,510,000
同比下降：约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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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个百分点。
近六十万人。
穆雄的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愤怒。这不仅仅是数字——这是他曾经亲手接生的孩子、在街上与他说早安的路人、在教堂里唱诗的年轻人。
“部长怎么说？”他问。
“他说这可能是统计误差。”卡琳的声音在抖。
“统计误差。”穆雄重复了一遍这个词，像是第一次听说。
“他让我们暂缓发布。”
穆雄把传真放在桌上，转头望向窗外。急诊入口处，一个骨瘦如柴的女人正坐在地上，怀里抱着一个骨瘦如柴的孩子。孩子的眼睛紧闭着，嘴巴微微张开，像是在渴望水，又像是在渴望死亡。
“误差。”穆雄又重复了一遍，声音很轻。
官方公布的人口数据是3,100,000。
没有人相信这个数字。
在温得和克街头，在卡图图拉贫民窟的巷子里，在北部疟疾肆虐的村庄中，在东部艾滋病高发的矿镇上，人们在用肉眼见证一个国家的崩溃。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的世界人口仪表板显示纳米比亚年总人口约为310万。百科全书给出了247.5万的估算。但这只是数学游戏——将已故者的名字从登记表上划掉需要时间，而在纳米比亚，时间已经不够用了。
真正的数据，隐藏在更细微的地方。
比如，卡图图拉的垃圾箱旁边，多了很多小孩子的衣服。干净的，叠好的，像是有人专门洗过、晒过，然后才放在那里。
比如，温得和克的公墓不再收取下葬费用——不是因为政府大发慈悲，而是因为死者太多，他们来不及登记每个家属的姓名。
比如，姆帕瓜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从去年的两百三十人变成了今年的九十七人。校长告诉教育局，是因为“人口流动”。但所有人都知道，那些孩子没有流动——他们只是消失了。
十五岁的坦杜维·卡桑达知道这个秘密。
他是卡图图拉的居民，一个吸食工业胶水的街头少年。两年前他刚走上街头时，卡图图拉有十四个和他一样的孩子。现在只剩下三个。另外十一个中，三个人死了，五个人不知道去了哪里，两个人失踪，还有一个人还活着但……“活着”这个词在这里需要重新定义。
坦杜维的胶水瓶子里还剩最后一点。他舍不得吸完，把盖子拧紧，塞进裤兜，然后靠着墙根坐好。
他的眼睛盯着不远处的一个女人。那女人大约三十岁，穿着一件褪色的连衣裙，正蹲在地上用手舀积水喝。她的小腿肿得发亮，皮肤上布满了褐色的斑点——那是卡波西肉瘤的典型症状，艾滋病晚期的标志。在纳米比亚，在这个艾滋病感染率高达16%的国家，每六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携带病毒，性交易活跃地区的感染率更是突出。而在卡图图拉这样的贫民窟，这个比例要更高。
女人抬起头，正好对上坦杜维的目光。
“看什么看？”她的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坦杜维没回答，从口袋里掏出半块面包——昨天从一个垃圾桶里翻出来的，硬得像石头，但能吃。他把面包掰成两半，把大的一半递了过去。
女人盯着那块面包看了几秒，然后接过去，塞进嘴里，嚼也不嚼就往下咽。
“叫什么？”坦杜维问。
“玛格丽特。”女人说，然后开始咳嗽。
坦杜维看着她咳嗽的样子，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也是这样咳嗽的，也是在死去之前，也是瘦得只剩骨头。
他拧开胶水瓶盖，把鼻子塞进去，深吸一口。
世界又开始旋转了。
五百公里外，博茨瓦纳首都哈博罗内，情况同样糟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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