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车的铃铛还在响，可我听着却跟昨夜炸粮库的火药味混在了一起，嗓子眼发紧。玉兰把我拉到破庙后墙根，手里捏着张皱巴巴的报纸，上面印着个戴眼镜的先生照片，旁边写着“李大钊”三个黑字。“祥子，看见过这个人吗？”她问得急，眼里的光比传单上的红墨水还亮。我挠挠头，这名字听着耳熟，好像多年前在茶馆听茶客念叨过，说是个专跟官府过不去的读书人。“没见过，”我如实说，“但知道是个硬骨头。”玉兰突然笑了，露出两颗小虎牙，倒让我想起春末胡同里开的榆叶梅。“他是我们的先生，”她声音轻下来，“要是还在，准会夸你昨夜那股冲劲。”我心里头暖烘烘的，摸了摸车把上磨出的包浆，这破烂车跟了我没几天，倒比当初那辆新车还亲。
正说着，戴眼镜的小伙子——后来知道他叫小秦——从外面跑进来，裤腿上沾着泥，手里攥着个铁皮罐头。“鬼子在查粮库的事，挨家搜呢！”他把罐头往地上一磕，里面滚出几个干硬的窝头，“玉兰，得转移了，有人看见我们往这边跑。”我瞅着那几个窝头，突然想起车厂老板刘四爷，当初他克扣我们的口粮，也是这么硬邦邦的货色。可现在小秦把窝头往我手里塞，说：“祥子哥，你力气大，多带点。”我捏着窝头，感觉比揣着洋火油还沉。
转移的路选在半夜，我拉着车，玉兰和小秦他们藏在车斗里，用帆布盖着，只留个小缝透气。街上的鬼子比白天多了一倍，手电筒的光柱在墙上游来游去，像鬼火。路过什刹海时，看见冰面上冻着个要饭的孩子，身子蜷得像个虾米，我心里一揪，想起自己刚到北平那会儿，也是这么冻得缩脖子。突然有个鬼子的皮鞋踢到我车胎，“里面装的什么？”他用枪指着帆布，我手心冒汗，嘴里却说：“回太君，是……是给皇军送的柴火。”说着故意咳嗽两声，把嗓子压得更低。帆布底下动了动，我知道是玉兰他们攥紧了手里的家伙。那鬼子往帆布上踹了一脚，骂了句“八嘎”，总算让开了路。
跑到德胜门附近的贫民窟，才算松了口气。这里的房子歪歪扭扭，像堆在一起的破盒子，墙角全是垃圾，苍蝇嗡嗡叫。一个瞎眼老太太摸索着给我们开门，屋里黢黑，只有盏油灯亮着豆大的光。“是祥子啊，”老太太突然开口，声音抖得像风中的蛛网，“你娘托梦给我，说你会回来。”我愣住了，我娘早死了，埋在乡下的乱葬岗，她怎么会认识我？玉兰在我耳边小声说：“她是陈奶奶，儿子以前也是拉车的，被鬼子杀了。”我心里堵得慌，从怀里掏出个窝头，塞到老太太手里，她摸索着掰开，却掉了半块在地上，赶紧蹲下去用手往回拢，嘴里念叨着“罪过，罪过”。
后半夜我没睡，坐在门槛上擦车轴，听见屋里小秦他们在商量事。“明天去炸铁路，”小秦说，“鬼子运军火的列车要过西直门。”玉兰接话：“得找个熟悉铁路的人，祥子哥你常去那边拉活，知道哪里好下手吗？”我停下手里的油布，想起西直门火车站旁边有段铁轨，紧挨着护城河，旁边有片小树林，是个藏人的好地方。“我知道，”我接口道，“那儿有个废弃的信号房，能看见火车来的方向。”小秦拍了下大腿：“太好了！”我却想起多年前在铁路边见过的撞车，血流得把铁轨都染红了，心里头有点发怵，可看着屋里油灯下那些年轻的脸，又把那点怵意压了下去。
第二天一早，我去火车站踩点，装作拉活的样子在铁轨边转悠。一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拦住我，手里的电棍在我眼前晃：“证件！”我心里咯噔一下，才想起自己连个身份证明都没有。正想编个瞎话，旁边突然有人喊：“王警官，这是我叔，刚来北平，不懂规矩。”我回头一看，是个卖烟卷的小姑娘，梳着两条小辫，眼睛亮闪闪的。那警察瞪了我两眼，骂骂咧咧地走了。小姑娘凑过来，塞给我一盒烟：“玉兰姐让我接应你，这烟里有地图。”我捏着烟盒，感觉里面确实有硬纸片，刚想说谢谢，她已经蹦蹦跳跳地跑了，辫子上的红绳在风里飘，像团小火苗。
回到贫民窟，我把烟盒里的地图抽出来，是张手绘的铁路图，用红笔标着火车经过的时间。小秦他们正用铁片做炸弹，把洋火油倒进空酒瓶里，塞上布条。玉兰在给大家分干粮，看见我进来，把一个白面馒头递给我：“特意给你留的。”我接过来，没舍得吃，塞进怀里想留给陈奶奶。老太太不知什么时候醒了，摸索着走到我身边，用枯树枝似的手摸我的脸：“孩子，你额头上的疤还在啊。”我这才想起自己额角有个月牙形的疤，是当年被兵痞子打的，她怎么会知道？玉兰朝我使个眼色，我就没再问，心里却明白，这老太太怕是把我当成她儿子了。
天黑透了，我们往铁路边摸。小秦他们背着炸弹，我拉着空车，车斗里藏着把撬棍。快到信号房时，突然听见铁轨“哐当”响，远处来了辆巡逻车，车灯晃得人睁不开眼。我赶紧把车往树林里藏，小秦他们也猫腰躲进草里。巡逻车慢慢开过去，上面的鬼子用探照灯扫来扫去，光柱扫过我藏身的树后时，我吓得屏住呼吸，感觉心脏要跳出来。等车走远了，玉兰才喘着气说：“好险。”我这才发现她的手在抖，可眼睛却亮得很，像揣着两颗星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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