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口的老槐树又落了层叶，把青石板铺的路盖得半隐半现。张大爷拄着拐杖往石凳上坐，藤椅被压得“咯吱”响，他眯着眼睛瞅了瞅凑过来的几个老伙计，声音透着晨露的凉：“昨儿听隔壁楼的小王说，公园里有几个老头聊天，说啥六十年代是‘吃人年代’，这话你们听过没？”
李大爷正往烟袋里装烟丝，手顿了顿，火星子在烟锅里明灭了两下：“咋没听过？前阵子买菜，还听见俩穿西装的年轻人瞎咧咧，说那时候饿死人，日子没法过。我当时就火了，拎着菜篮子跟他们吵，我说‘你们见过囤粮的地主被斗，见过荒年里邻居分你半块窝头不？没见过就别瞎叫唤’！”
王奶奶把织了一半的毛衣往腿上一搁，棒针在手里敲得“哒哒”响：“我那口子要是还在，听见这话能气得从坟里爬出来。1962年开春，他在公社当会计，自己勒着裤腰带，把省下的粮票偷偷塞给队里的五保户，临死前还念叨‘今年的麦子能多打两成’。这叫‘吃人’？良心被狗吃了差不多！”
阳光透过槐树叶的缝隙，在地上投下晃动的光斑。张大爷往石凳上磕了磕拐杖，锈迹斑斑的铁头在石板上划出白痕：“这话不是现在才有的。早几年就有人在背地里嚼舌根，说那时候搞集体化是‘瞎折腾’，说大炼钢铁是‘劳民伤财’。他们咋不说，正是那时候修的水库，现在还浇着咱这万亩田？咋不说那时候办的扫盲班，让多少睁眼瞎认得了字？”
李大爷猛吸了口烟，烟圈在他花白的胡子周围散开：“我看是有人故意搅浑水。就像当年的汉奸，嘴上喊着‘大东亚共荣’，背地里把粮食往日本人手里送。现在这些人，穿着体面衣裳，揣着黑心肝，专挑过去的坎儿说，把咱勒紧裤腰带干出来的家业说得一文不值，安的啥心？”
坐在最边上的赵大爷一直没说话，他年轻时在部队当炊事员，腿上还留着打仗的疤。这会儿他忽然解开棉袄扣子，露出里面洗得发白的旧军衣，领口绣着的红星已经磨得快看不见了：“1965年我在新疆兵团，冬天零下三十度，我们凿冰修水渠，手上的冻疮烂得流脓，没人喊过苦。有个上海来的知青，家里寄来的饼干，掰成八瓣分给班里的人，自己啃冻硬的窝头。这要是‘吃人年代’，他能把饼干给别人？”
王奶奶的眼圈红了，棒针戳在毛衣上，扎出个窟窿：“我闺女就是那时候生的，奶水不够，隔壁张婶把给她儿子留的米汤，每天匀半碗给我。现在张婶不在了，她儿子在国外当老板，前阵子回来，居然跟人说‘那时候穷得连口米汤都喝不上’。我指着他鼻子骂‘你妈当年把米汤给我时，你咋不记着？现在喝了几天洋墨水，就忘了本’！”
张大爷往远处望了望，几个穿校服的孩子背着书包跑过，红领巾在风里飘得像团火。“这些孩子课本里写着‘三年自然灾害’，可没写那时候全国人咋互相帮衬的。”他的声音沉了些，“我孙子昨天问我，‘爷爷，书上说那时候饿死很多人，是真的吗？’我把他拉到祠堂，指着墙上的老照片——那是1963年全队人分口粮的样子，队长把最后半袋玉米，给了最穷的三家，自己家三天没开火。我说‘你看，这才是真的’。”
李大爷把烟袋往鞋底上磕了磕，烟灰簌簌落在地上：“要说饿，是真饿过。可那饿是天灾闹的，是蒋介石当年把能运的都运去台湾，留下个烂摊子。咱中国人没低头，自己开荒，自己修渠，硬生生把荒地种出粮食来。现在倒好，有人把这笔账算在自己人头上，说啥‘政策害的’，这不是帮着外人骂祖宗吗？”
赵大爷忽然站起来，腿上的旧伤让他踉跄了一下，他扶着老槐树，声音抖得像风中的叶：“我这腿，是打国民党时被流弹擦的。那时候他们抓壮丁，抢粮食，那才叫‘吃人’！现在有人把六十年代比成那样，安的就是让咱自己骂自己，让年轻人觉得‘还是外国好’的心思。他们忘了，当年要是没那股子抱团干的劲，哪有现在的化肥厂、拖拉机厂？哪有现在能吃饱穿暖的日子？”
巷口卖豆浆的刘婶推着车过来，听见他们说话，接了句嘴：“我爸在世时总说，1960年他去修铁路，住的是草棚，吃的是红薯面，可晚上躺在棚里，听着远处的火车响，心里亮堂得很——知道这路是为后人修的。现在倒好，有人把草棚说成‘集中营’，把红薯面说成‘虐待’，这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张大爷接过刘婶递来的热豆浆，哈着白气说：“这些人里，有的是当年被斗过的地主后代，心里憋着恨，想翻案；有的是这些年钻空子发了财，怕被查，就想搅乱了好浑水摸鱼；还有的，是被外国人喂了点好处，帮着人家说中国坏话。他们穿一条裤子，就想让咱忘了自己是咋从泥里爬出来的，忘了谁才是真帮咱的人。”
李大爷往地上啐了口唾沫：“前阵子社区请了个教授来讲课，说啥‘六十年代的集体化是历史倒退’。我当场就站起来问他，‘你家是不是有本家在国外？是不是拿了人家的钱？’他脸都白了，说不出话来。这些人看着文质彬彬，一肚子坏水，比当年的汉奸还阴——汉奸明着坏，他们暗着来，专挑软处戳，想让咱自己散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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