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文斌的声音在晨光熹微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刺耳，像一把生锈的锉刀，用力刮擦着已经紧绷的神经。
他不知道，这张他试图提前收紧的网，已经破了。
电话挂断的第二天，一辆黑色的奥迪A6悄无声息地驶入了梁山镇中学。
没有警笛，没有预先通知，车牌上一个醒目的“教”字，让刚打开校门的保安手足无措。
车门打开，下来三个面容严肃的中年男人，径直走向校长办公室，只留下一个简短的通报：“省教育厅督查组，例行工作。”
风暴以一种远超赵文斌预料的速度和方式降临。
接下来的两天，学校变成了一个密不透风的压力锅。
督查组没有大张旗鼓地查账或封存档案，他们只是约谈，从校长到一线教师，再到部分学生代表。
每一个被叫进临时办公室的人，出来时都脸色煞白，讳莫如深。
那封只有标题没有附件的“空城计”邮件，和那通打给省厅监察组的匿名电话，像两根看不见的探针，精准地刺入了这套僵化体系最敏感的神经。
王强拍下的照片从未被提交。
李娟深知，一张来路不明的孤证，在没有内应的情况下，只会被轻易定义为“伪造”和“诬告”。
他们要的不是一次性的定罪，而是一场足以撼动天平的恐慌。
赵文斌也被约谈了，整整三个小时。
没有人知道里面谈了什么，只知道他出来时，一贯挺直的背脊有了一丝肉眼可见的佝偻，梳得一丝不苟的头发也乱了。
尽管督查组最终因“直接证据链不足”，未能启动正式立案程序，但那句“希望县教育系统能正视舆论关切，举一反三，确保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像一记重锤，砸在了县招办负责人的心上。
压力，层层传导，最终变成了公告栏上一张薄薄的、却重若千钧的补增名单。
名单张贴的那天，整个初三年级都疯了，几百人像潮水一样涌向公告栏。
陈景明被人流挤在外面，他甚至不抱任何希望，只是麻木地站在那里，像在参加一场与自己无关的葬礼。
“狗剩！狗剩！有你！有你名字！”一个同学的声音像划破浓雾的尖叫。
陈景明猛地抬头，拼了命地往前挤。
人群散开一条缝，他终于看到了那张打印着宋体字的红头文件。
在“关于98届省重点高中保送推荐资格补充人选的公示”标题下，一排陌生的名字里，赫然夹着三个他们年级同学的名字。
而他的名字——陈景明，就挂在补充名单的最后一个，像惊涛骇浪里被抛上岸的最后一块浮木。
他死死盯着那三个字，眼眶瞬间滚烫，却流不出一滴泪。
赢了吗？
他不知道。
他只觉得浑身的力气都被抽干了，那场堵上一切的豪赌，换来的只是一个惊险的“末位入围”。
就在这时，赵文斌背着手，慢悠悠地踱了过来。
他站在人群外围，目光越过所有人的头顶，落在陈景明的脸上，嘴角挂着一丝冰冷的、胜利者般的嘲讽：“运气好罢了。有些人，就算侥幸上了船，也未必能站得稳。”
说完，他转过身，在一片敬畏的沉默中，施施然地离去。
没有人注意到，当他转身的一刹那，那只垂在身侧、藏在袖口里的手，正抑制不住地微微发抖。
他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不是运气。
是一堵他经营了半辈子的墙，被几个他看不起的少年，用最原始的方式，敲出了一道永远无法弥合的裂缝。
风波并未就此平息。
李娟收到省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的当天，一封指名道姓的匿名举报信被送到了调查组手中，举报她“利用学生会干部职权，篡改个人素质教育档案，伪造社会实践成果，骗取保送资格”。
矛头直指她那份关于“周德海转变”的社会调查报告。
那个暗中出手的，是林小雨。
她自以为抓住了李娟的软肋——一个酒鬼的转变，听起来就像一个为了加分而编造的美丽故事。
调查组的老师在办公室约谈李娟，气氛严肃。
李娟没有丝毫慌乱，她平静地从书包里拿出一个文件夹，推到老师面前。
“老师，这是我当时做社会访谈的全部原始录音带，一共五盘。”她指着几盘用纸壳精心包装好的磁带。
“这是参与访谈的二十三位村民的签字确认书，他们都愿意为报告内容的真实性背书。”她又递过一沓按着红手印的纸。
“最后，这是孙主任亲自签批的项目备案单，报告的每一个步骤，都严格遵守了学校的社会实践项目管理规定。”
她站起身，目光清澈而坚定，直视着调查组的老师：“你们可以去查验这一切。但我更想请你们亲自去问问周德海大叔——那个曾经追着老师骂的酒鬼，现在是不是真的在每晚八点，准时出现在村里的晒谷场，给那群父母在外打工的孩子们，讲他从书上看来、却讲得磕磕巴巴的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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