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吹过旧仓基的夜晚，带着一股新翻泥土和陈年麦秸混合的气息。
这股风无形无质，却吹开了麦田学校临时礼堂那扇尘封已久的大门。
礼堂里没有鲜花和红毯，只有一排排从村里各家凑来的长条板凳，坐满了面带倦容和狐疑的城里人。
他们是被“以房换耕”那篇帖子吸引来的第一批“访客”，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一个摇摇欲坠的都市梦。
陈景明站在简陋的讲台上，背后是投在白墙上的巨大投影。
他没有说欢迎，也没有画大饼。他只是沉默地按下了播放键。
墙壁上，一张中国地图缓缓浮现，随即，无数细密的红色光点从上海、深圳、北京等超级都市的核心区亮起，像一片片无法愈合的皮疹。
“这是我过去三个月，通过‘声音塔’收集到的，超过五万条梦境关键词生成的《归途热力图》。”陈景明的嗓音有些沙哑，却异常沉稳，“每一个红点，都代表着一个在深夜梦见故乡田野的都市灵魂。”
人群中响起一阵轻微的骚动。
陈景明没有理会，切换了画面。
一段手机拍摄的粗糙视频开始播放：黑暗的育苗棚里，一颗干瘪的麦种，在温水的浸泡下，顶端裂开一道微不可见的细缝，一株比发丝还纤细的嫩绿，顽强地、缓慢地破壳而出。
“这是‘金穗公社’1996年留下的最后一批麦种，在地下沉睡了二十七年后，于昨天凌晨三点，重新发芽。”
全场死寂。
那抹微弱的绿，仿佛一根针，精准地刺破了每个人心头那层由焦虑和疲惫结成的硬痂。
“我曾经也和你们一样，”陈景明终于开始讲述，“我梦见自己被困在永不停止的地铁里，窗外掠过的不是站台，而是我童年在麦田里奔跑的画面。我以为是自己疯了，是中年危机的并发症。”
他指了指那张热力图，“后来我发现，我们这一代人，都得了一种病。我们用半生时间逃离麦田，却在城市的钢筋水泥里，集体患上了‘麦田失忆症’。身体留在了城市，灵魂却在每晚准时返回故乡。”
他讲了那座会收集城市底噪的“声音塔”，讲了王强如何从废墟下挖出那批种子，讲了自己如何通过“共感”，在那捧来自三十年前的尘土里，“听”到了千百个农民弯腰割麦的喘息声。
最后，他关掉了所有画面，只留下漆黑的墙壁。
然后，他播放了那段被他命名为《隧道之歌》的音频。
那是从数万段地铁通勤录音中提取、过滤、叠加而成的声音。
没有旋律，没有歌词。
只有列车驶过隧道时沉闷的轰鸣，报站女声冰冷的提示，人群中压抑的咳嗽，公文包拉链的摩擦声，以及在这些噪音的间隙里，无数个被无意识记录下来的、微弱的叹息。
那叹息，如同一片无边无际的、黑色的潮水，瞬间淹没了整个礼堂。
没有人说话，只有此起彼伏的、压抑的抽泣声。
这声音他们太熟悉了，那是他们每天都在制造、却从未真正听见的，属于自己的悲鸣。
寂静中，一个戴着金丝眼镜、穿着得体套装的女人颤抖着站了起来。
她是一家会计事务所的合伙人，在场的许多人都认得她。
“我……”她一开口，声音就哽咽了，“我连续五年，每个星期都会梦到我妈站在村口喊我的乳名。我以为是我太想她了，可她已经去世十年了。”
她摘下眼镜，用手背用力擦了擦眼睛，像是做出了一个艰难无比的决定：“陈总，我想搬回来。就算……就算什么都不干，只能给你们守仓库，也行。”
她的话像一颗投入湖面的石子。
“我也想回来！”一个头发稀疏的中年男人站了起来，他是那十二个首批意向登记者之一，“我儿子在城市学校的综合测评是F档，他说他讨厌城市，因为城市的星星是假的。我想让他看看，真的星星是什么样。”
“还有我！”
“算我一个！”
第二个，第三个……一个又一个疲惫的灵魂，在这一刻，终于卸下了城市中产的体面伪装。
他们不是在选择一种田园生活，而是在为自己那颗濒临衰竭的心，寻找一剂解药。
最终，投影屏幕再次亮起，上面显示着一份简易的落户协议。
当场，四十七户家庭，在协议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陈景明看着台下那些通红的眼眶，关掉了投影。
礼堂里恢复了昏黄的灯光，他轻声说了一句：
“欢迎回家。你们不是回来种地的，是回来让这片土地，重新长出人来。”
就在这场精神上的“归途大会”撼动人心之时，李娟正在镇政府的会议室里，打一场现实的“土地攻坚战”。
她将那份签满了名字的落户协议复印件，和“以房换耕”计划引发的巨大网络反响，摆在了镇党委书记的面前。
“书记，人心是最大的资源。现在，资源已经倒流回来了。”李娟的语气冷静而坚定，“我们需要土地，不是耕地，而是能让他们安家的集体建设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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