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报记者抵达的那天，镜州的天气格外晴朗，阳光把老城区的青石板路晒得发烫，墙缝里的野草在风中挺直了腰杆。王磊出现在发改委门口时，没人把他当成记者——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夹克，袖口磨出了毛边；背着个掉漆的黑色相机包，拉链坏了一半，用根红绳系着；裤脚沾着点泥星子，像是刚从乡下赶过来。
“林科长，别紧张。”王磊握住林辰伸出的手，掌心带着常年握相机磨出的厚茧，“我不是来听汇报的，就想看点实在的。”他说话带着浓重的鲁南口音，像糙砂纸磨过木头，却透着股让人安心的实在。
林辰原本准备了一叠材料，想从政策背景讲到安置方案，被王磊摆手拦住了：“先不用看这些，带我去老城区转转。”
接下来的一整天，王磊没进任何会议室，没喝一口接待茶，就跟着居民在巷子里钻。他先去了王老汉住的临时安置点——那是间加盖在菜市场楼上的阁楼，闷热得像蒸笼。王老汉正蹲在墙角，用胶水一点点粘那堆红木嫁妆柜的碎片，碎木渣嵌在他的指甲缝里，渗着血珠。“这是老婆子陪嫁时带的铜锁，”老汉举起个变形的铜疙瘩，声音发颤，“当年她爹说，这锁能保家宅平安……”王磊没说话，只是蹲下来，举着相机拍那些碎片，镜头离得太近，几乎要碰到老汉的手。
中午在李大姐家吃的面条，孩子趴在桌边睡着了，小眉头还皱着。“每天夜里都这样，”李大姐往孩子额头上擦了点清凉油，“一听到汽车喇叭响就惊醒，哭喊着‘推土机来了’，得抱着哄半个钟头才能睡踏实。”王磊放下筷子，在笔记本上记着，笔尖停顿在“推土机”三个字上，特意画了个圈。
下午蹲在巷口的修鞋摊旁，看张师傅给双旧皮鞋钉掌。张师傅的手背上有块月牙形的疤，是上周被周强的人用铁棍划的。“他们说我不签字，就让我这修鞋摊开不下去，”张师傅用锥子穿过鞋帮，声音压得很低，“有天半夜，有人往我摊子里泼大粪，臭了三天三夜……”王磊举着相机，假装拍修鞋的工具，镜头却悄悄对准了张师傅手上的疤。
傍晚回到办公室时，王磊的衬衫已经被汗湿透，贴在背上。他把笔记本摊在林辰面前，密密麻麻的字迹爬满了纸页，有些地方被汗水洇得发皱：“王老汉家的柜锁编号、李大姐孩子的就诊记录、张师傅摊位的监控时间……这些能证明强拆确实伤了人，但还不够。”
他用手指敲了敲纸页边缘：“我需要周强虚报工程量的直接证据——比如他给施工队的实际拨款单，和报给政府的预算表对比；需要张鹏受贿的转账记录，得有明确的时间、金额，能和项目节点对上；最关键的，得有个能一锤定音的东西，让谁也赖不掉。”
林辰从抽屉里拿出那支微型录音笔，放在桌上：“这是张鹏在调查组会议上说的，提到‘周强给了好处’，但可能……”
“我听听。”王磊按下播放键，张鹏那带着慌乱的声音从笔里钻出来：“……周强给的好处……我就是帮着递个话……”他听完皱起眉，把录音笔推回去：“只能证明他知情，够不上定罪。周强那边呢？有没有可能找到内部人？”
“他的工程队里，有个叫赵四的包工头。”林辰想起小陈昨天整理的工人名单，“听说是个硬脾气，上个月因为讨薪跟周强的人打了一架，胳膊被打断了，现在还贴着膏药。小陈说，他跟其他工人抱怨过，周强让他做假账。”
找到赵四时，他正在城南的拆迁工地角落里喝闷酒。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映在堆着废钢筋的空地上。他光着膀子，古铜色的胳膊上缠着绷带，绷带下面隐隐透出紫黑的瘀青。“我凭啥帮你们？”赵四灌了一大口二锅头，酒液顺着嘴角往下淌，滴在满是油污的工装裤上，“周强在镜州黑白两道都有人，我要是说了，明天就得横尸街头！”
“你不说，这辈子就得被他踩着。”王磊把相机放在旁边的水泥块上，镜头盖没关，正对着赵四，“你胳膊上的伤，你手下三十多个工人被拖欠的工资，还有你那上初中的儿子等着交学费——这些他会管吗？”他从包里掏出份报纸，是昨天的省报，“我可以帮你匿名报道，但你得告诉我实话，不光是为了你自己，也为了那些跟你一样被欺负的工人。”
赵四盯着相机镜头看了很久，喉结上下滚动着。突然，他把酒瓶狠狠摔在地上，玻璃碎片溅起老高：“妈的，拼了！”他往手心啐了口唾沫，转身钻进旁边的临时工棚。棚子角落里堆着些杂物，他挪开个装水泥的破袋子，从床底下拖出个锈迹斑斑的铁皮盒，钥匙串在他脖子上的红绳上，和枚观音吊坠缠在一起。
“这里面全是证据。”赵四打开盒子，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纸——有记工表，上面的工人数量比报给政府的少了一半；有银行转账记录，周强每个月往他卡上打钱，备注是“工资”，实际是让他分给工人后，把多出来的“空饷”退回去；最底下压着张泛黄的纸条，是周强的亲笔字：“钢筋处理款，扣除管理费，余款待结”，旁边还画着个潦草的笑脸。“他让我们把拆下来的钢筋偷偷卖到废品站，钱全进了他自己口袋，我们连瓶水都喝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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