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后的养老院走廊泛着一股消毒水与陈旧木头混合的气味。
林辰推开三楼那扇漆皮脱落的房门时，午后的阳光正斜斜切过窗台，将漂浮的尘埃照成一道道光柱。房间里有两张床，靠窗那张空着，被子叠得整齐；靠墙那张床上，一个瘦削的老人背对着门坐着，肩膀微微佝偛，正盯着窗外那棵老槐树发呆。
“张大爷？”林辰轻声唤道。
老人没有回头，只是抬起枯瘦的手摆了摆，像是赶苍蝇。陪同的护工小声说：“张大爷耳朵不太好，但最近几天……精神更差了。自从看到报纸，就常一个人坐着发呆。”
林辰走到床前，这才看清老人的面容——皮肤像是揉皱后又勉强摊开的牛皮纸，深褐色的老年斑如同时间烙下的印章，但那双眼睛，在深陷的眼窝里，却还残留着某种锐利的东西。那是岁月无法完全磨灭的、属于劳动者的眼神。
“张大爷，我是《滨江日报》的记者林辰。”他半蹲下来，让自己的视线与老人齐平，“我们之前通过电话，关于二十年前江畔三期工程的事。”
老人的眼皮颤动了一下。
林辰从包里取出那份已经翻皱的报纸，翻到第三版——那是上周刊登的系列报道第一篇，标题是《坍塌的桥梁与沉默的档案》，配图是江畔三期工程当年的竣工合影。照片已经泛黄，二十几个头戴安全帽的工人站在未完工的桥墩前，笑容朴实。
他指着照片第二排左数第三个人：“这是您吧？”
张大爷的手指开始发抖。
那是双布满老茧、关节粗大变形的手，指甲缝里还嵌着洗不掉的、类似水泥灰的暗色。右手小指缺了一截，无名指和中指明显无法完全伸直。这双手曾经搬动过无数砖石，拧紧过无数螺栓，现在却连拿起一张报纸都显得吃力。
“是我。”老人的声音像是从破旧风箱里挤出来的，沙哑干涩，“那时候……我才六十岁。”
林辰注意到，老人说的是“才六十岁”。在那个年代，六十岁仍在工地一线的工人并不少见，他们这一代人，似乎从未真正理解过“退休”的含义。
“您能跟我说说这张照片的事吗？”林辰放缓语速，每个字都吐得清晰，“拍照那天，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张大爷终于转过头来。他的目光先落在照片上，然后缓缓上移，落在林辰脸上。那眼神里有审视，有警惕，还有一丝……几乎难以察觉的期盼。
“你是第几个来的？”老人突然问。
“什么？”
“这二十年，来找我打听这事的人。”张大爷扯了扯嘴角，那笑容比哭还难看，“前三个是单位的，叫我‘别乱说’；第四个是个律师，拿了我的材料，后来再没消息；第五个是前年来的，说是研究历史的，录了音，说会帮我讨公道……”
他顿了顿，浑浊的眼睛里泛起水光：“我再没见过他。”
林辰感觉胸口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他从随身背包里掏出记者证、报社的介绍信，还有自己这半年来的采访笔记——里面记录着七个受伤工人的口述，三份被涂改的医疗档案，以及十二封石沉大海的举报信复印件。
他一页页翻给老人看，动作很慢。
“张大爷，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成。”林辰抬起头，直视老人的眼睛，“但这一次，报道已经发出来了。市里有领导批示要查，省报的同行也在关注。我们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
老人长久地沉默。窗外的槐树枝上，一只麻雀跳来跳去，叽喳声显得格外刺耳。
终于，张大爷掀开了腿上的薄毯。
林辰倒吸一口凉气。
老人的左腿从膝盖以下明显变形，小腿肌肉萎缩得几乎只剩皮包骨，皮肤上纵横交错的疤痕像蚯蚓般蜿蜒盘踞。最触目惊心的是踝关节——那几乎不能称之为关节，而是一个扭曲的、错位的骨节凸起。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七号，下午两点。”老人的声音突然变得异常清晰，像是这个日期、这个时刻在他脑海里重复了千万遍，“江畔三期，七号桥墩浇筑。我负责操作搅拌机，老李和小王在下面接料。”
他的语速很慢，每个字都像从记忆深处艰难地挖掘出来：“那批水泥不对。颜色发灰，结块，加水搅拌后温度升得太快。我跟工长说了，他说‘别多事，按进度来’。结果浇筑到一半……”
老人的手抓紧了毯子边缘，指节发白。
“塌了。”他说出这两个字时，整个人都在颤抖，“不是整个塌，是模板撑不住，侧面炸开了。我站的平台离得最近，被冲下来的水泥和模板砸中，左腿卡在钢筋里。他们在混凝土凝固前把我刨出来，但腿已经……”
林辰打开录音笔，同时在本子上快速记录。他没有插话，只是偶尔点头，用眼神鼓励老人继续说下去。
“在医院住了八个月。”张大爷扯了扯嘴角，“单位一开始还付医药费，后来就说是我‘操作不当’。事故鉴定报告上白纸黑字写着：工人张建国未按规程操作搅拌机，导致水泥配比失衡，引发局部坍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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