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重回秘书省已近两月，时年十八，身着馆职青袍，终日埋首经籍、典册、旧档之间，外表清寂如儒臣，内里却在公务之余，默默积淀经世实学。
他谨遵祖父“藏才守拙、不预纷争”之训，白日里只专心校勘经史、订正讹误、辑录散佚，一字不苟，一如初任校书郎时的勤勉精谨；待到散值后阁中无人，便取出秘阁所藏国朝财赋旧典、三司条法总例、畿甸水利图册、边防兵略残编，悄悄研读。
这些典籍，皆是他地方三载实务最缺的理论根基：财赋旧典让他贯通本朝赋税、漕运、国用源流；水利图册补全他州县所见河渠、圩田、灌溉之弊；边防残编则让他跳出钱谷簿书，窥见兵制、屯守、边备大局。他不声张、不炫耀、不与人论谈，只将所见所悟，与祥符、开封府亲历的实务相互印证，默默熔铸为一套重实、便民、守法、通变的治术根基，蛰龙功内敛心神，让他在静读中神思清明，学识日深。
此时秘书省奉中书、国子监牒文，开馆编纂《熙宁新编庶务类册》，汇总国朝户籍、赋税、役法、仓庾、水利旧例，以备朝廷参考修订法度。此书涉钱谷、民政、条法极繁，馆阁文士多精经义却鄙薄簿书，校勘易、编类难，核算、勾稽、归类更是无人能及。
秘书监想起徐渊三载京畿实务，精于账籍、谙熟庶务、心性沉密，又守正不党、不涉风波，便将财赋、役法、仓庾三类最繁难的编校，尽数托付于他。
徐渊领命后，终日钩稽排比，以地方实务核对旧典，以旧典匡正文牍讹误，将熙宁以来新法、旧法并行的钱谷、役例，分门别类、逐条编录，数据精准、例文明晰、源流完备、无讹无漏，远比馆中其他文士所编更为精详实用。他不仅校订文字，更将前后法令异同、施行实效、州县利弊，以小字附注于旁。当然只述事实，不置褒贬，不涉党论，纯为客观史料，既合秘阁编纂之体，又暗藏经世之用。
不过三月，书稿初成，秘书监展卷阅毕，惊为精善，抚卷叹道：“馆阁中多空谈经义之士，如徐渊这般通典籍、谙庶务、精核算、守谨严者，百无一二！此册他日朝廷修订法度，实为第一等凭据。”
是年岁中，馆阁例行考课，秘书监为徐渊列考语：
“秘书省正字徐渊，资性沉笃，学兼经术吏事，前历畿甸三载，周知民政；今归秘阁，校勘精勤，编类庶务册籍，综核明备，援据该洽，考绩为馆中第一，宜稍迁秩，以励储才。”
考状经翰林学士韩维覆核，韩维见其编册精审、深体时务，正是朝廷急需的务实储才，当即附举荐语：
“徐渊殿试高第，历职无玷，才堪治体，不激不随，宜升秩秘阁，令久于学问，以备异日大用。”
北宋馆阁升迁自有常制：正字到秘书郎或者着作佐郎，属正常循资迁转，非破格超擢，又兼编纂大典有功、考课优等，一甲进士出身、年十八升秩，既合资历，亦合朝规，更不触新旧两党忌讳。不过是清职升阶，不掌实权、不预新政，纯粹是文臣储才之升。
举荐牍进呈御览，宋神宗赵顼览其《庶务类册》稿，见其财赋、役法编录详实、附注客观，又想起徐渊三载地方守实、归阁静守、不党不私，心中本就赏识其定力才干，遂朱笔亲批：
“徐渊学行端谨，历职有成，编书精审，可特授秘书郎，依旧供职秘书省，典领编类庶务、校勘国史，毋预外事，静心储学。”
圣旨颁下，徐渊由秘书省正字迁秘书郎，看似只是馆阁之内一阶之转，放在熙宁朝官制与当下朝局之中，却是一次合制、合情、合势、极稳妥的关键晋升，也暗合北宋文官“职任清要、品级渐进”的法度规矩。
按定制秘书省正字为从八品；秘书郎为正八品。
自从八品迁至正八品，官阶只进半级，在北宋“馆职”序列里，却已是实打实的制度化晋升。“有出身转秘书郎”本为常制，徐渊是熙宁三年殿试一甲进士，本就是“有出身”的储才，此番迁转，完全是循资而升，无半点超擢破格，既不招新党侧目，也不令旧党非议，完美落在祖父徐迁与韩维所谋的安全区间内。
俸禄之上，变化更是实在：
“正字”俸禄不过十四千至十六千，秘书郎则升至十八千至二十二千，增幅近四成。于公是朝廷酬功，于私是家境稍裕，不过徐渊自始至终，并未将此等身外之物放在心上。
职位之变，远比重品、俸禄更有深意。
原任秘书省正字，职守仅在刊正文字、校对讹谬，是纯粹的文字校勘之职；新任秘书郎，则掌秘阁经籍图书的校写、分贮、典领，职责更广、文权更重，恰好与他正在编纂修改的初成版《熙宁新编庶务类册》相契合，可名正言顺地更深入接触国朝财赋、民政、边防核心文籍。
秘书郎本就是北宋公认的清官、清要之职，声望远高于寻常八品官，却依旧不掌钱谷、不预刑狱、不涉新政实操，依旧是藏才静守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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