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渊重回秘书省已近两月,时年十八,身着馆职青袍,终日埋首经籍、典册、旧档之间,外表清寂如儒臣,内里却在公务之余,默默积淀经世实学。
他谨遵祖父“藏才守拙、不预纷争”之训,白日里只专心校勘经史、订正讹误、辑录散佚,一字不苟,一如初任校书郎时的勤勉精谨;待到散值后阁中无人,便取出秘阁所藏国朝财赋旧典、三司条法总例、畿甸水利图册、边防兵略残编,悄悄研读。
这些典籍,皆是他地方三载实务最缺的理论根基:财赋旧典让他贯通本朝赋税、漕运、国用源流;水利图册补全他州县所见河渠、圩田、灌溉之弊;边防残编则让他跳出钱谷簿书,窥见兵制、屯守、边备大局。他不声张、不炫耀、不与人论谈,只将所见所悟,与祥符、开封府亲历的实务相互印证,默默熔铸为一套重实、便民、守法、通变的治术根基,蛰龙功内敛心神,让他在静读中神思清明,学识日深。
此时秘书省奉中书、国子监牒文,开馆编纂《熙宁新编庶务类册》,汇总国朝户籍、赋税、役法、仓庾、水利旧例,以备朝廷参考修订法度。此书涉钱谷、民政、条法极繁,馆阁文士多精经义却鄙薄簿书,校勘易、编类难,核算、勾稽、归类更是无人能及。
秘书监想起徐渊三载京畿实务,精于账籍、谙熟庶务、心性沉密,又守正不党、不涉风波,便将财赋、役法、仓庾三类最繁难的编校,尽数托付于他。
徐渊领命后,终日钩稽排比,以地方实务核对旧典,以旧典匡正文牍讹误,将熙宁以来新法、旧法并行的钱谷、役例,分门别类、逐条编录,数据精准、例文明晰、源流完备、无讹无漏,远比馆中其他文士所编更为精详实用。他不仅校订文字,更将前后法令异同、施行实效、州县利弊,以小字附注于旁。当然只述事实,不置褒贬,不涉党论,纯为客观史料,既合秘阁编纂之体,又暗藏经世之用。
不过三月,书稿初成,秘书监展卷阅毕,惊为精善,抚卷叹道:“馆阁中多空谈经义之士,如徐渊这般通典籍、谙庶务、精核算、守谨严者,百无一二!此册他日朝廷修订法度,实为第一等凭据。”
是年岁中,馆阁例行考课,秘书监为徐渊列考语:
“秘书省正字徐渊,资性沉笃,学兼经术吏事,前历畿甸三载,周知民政;今归秘阁,校勘精勤,编类庶务册籍,综核明备,援据该洽,考绩为馆中第一,宜稍迁秩,以励储才。”
考状经翰林学士韩维覆核,韩维见其编册精审、深体时务,正是朝廷急需的务实储才,当即附举荐语:
“徐渊殿试高第,历职无玷,才堪治体,不激不随,宜升秩秘阁,令久于学问,以备异日大用。”
北宋馆阁升迁自有常制:正字到秘书郎或者着作佐郎,属正常循资迁转,非破格超擢,又兼编纂大典有功、考课优等,一甲进士出身、年十八升秩,既合资历,亦合朝规,更不触新旧两党忌讳。不过是清职升阶,不掌实权、不预新政,纯粹是文臣储才之升。
举荐牍进呈御览,宋神宗赵顼览其《庶务类册》稿,见其财赋、役法编录详实、附注客观,又想起徐渊三载地方守实、归阁静守、不党不私,心中本就赏识其定力才干,遂朱笔亲批:
“徐渊学行端谨,历职有成,编书精审,可特授秘书郎,依旧供职秘书省,典领编类庶务、校勘国史,毋预外事,静心储学。”
圣旨颁下,徐渊由秘书省正字迁秘书郎,看似只是馆阁之内一阶之转,放在熙宁朝官制与当下朝局之中,却是一次合制、合情、合势、极稳妥的关键晋升,也暗合北宋文官“职任清要、品级渐进”的法度规矩。
按定制秘书省正字为从八品;秘书郎为正八品。
自从八品迁至正八品,官阶只进半级,在北宋“馆职”序列里,却已是实打实的制度化晋升。“有出身转秘书郎”本为常制,徐渊是熙宁三年殿试一甲进士,本就是“有出身”的储才,此番迁转,完全是循资而升,无半点超擢破格,既不招新党侧目,也不令旧党非议,完美落在祖父徐迁与韩维所谋的安全区间内。
俸禄之上,变化更是实在:
“正字”俸禄不过十四千至十六千,秘书郎则升至十八千至二十二千,增幅近四成。于公是朝廷酬功,于私是家境稍裕,不过徐渊自始至终,并未将此等身外之物放在心上。
职位之变,远比重品、俸禄更有深意。
原任秘书省正字,职守仅在刊正文字、校对讹谬,是纯粹的文字校勘之职;新任秘书郎,则掌秘阁经籍图书的校写、分贮、典领,职责更广、文权更重,恰好与他正在编纂修改的初成版《熙宁新编庶务类册》相契合,可名正言顺地更深入接触国朝财赋、民政、边防核心文籍。
秘书郎本就是北宋公认的清官、清要之职,声望远高于寻常八品官,却依旧不掌钱谷、不预刑狱、不涉新政实操,依旧是藏才静守的避风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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