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李家营子村。暴雨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反而变本加厉，如同天河决堤，疯狂地倾泻而下。天色漆黑如墨，只有偶尔划破夜空的闪电，才能瞬间照亮这片在风雨中飘摇的土地。村子里的混乱已经达到了顶点。
通达运输公司的二十辆大巴车，如同黑暗中穿梭的钢铁长龙，顶着狂风暴雨，陆续抵达了村口。车灯在雨幕中切割出模糊的光柱，引擎的轰鸣声、喇叭声与风雨声、人声鼎沸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灾难来临前的混乱图景。
在村支书李家宝（揣着那沉甸甸的二十万，如同打了鸡血）、派出所长刘勇（穿着湿透的警服，嗓子已经喊哑）以及林东航（浑身湿透，目光冷静如冰，是现场事实上的总指挥）的强力组织和催促下，大部分村民，特别是家中有青壮年、意识到危险性的，已经扶老携幼，冒着瓢泼大雨，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泥泞，争先恐后地登上了大巴车。
一辆辆满载着惊魂未定村民的大巴，亮起双闪，缓缓启动，冲破雨幕，向着二十多公里外、被视为安全避风港的油城九中体育馆驶去。
然而，当最容易动员的一千多人陆续撤离后，剩下的，就是最棘手、也最让人揪心的一部分——大约两三百名老弱病残和极其固执的村民。他们散落在村子各处，成为了撤离行动中最大的一块绊脚石。
这些不愿离开的人，情况各异，但共同点是都对即将到来的灭顶之灾缺乏真实的感知，或者有着难以割舍的执念：
恋家的耄耋老人：村里有几户八九十岁的老人，耳背眼花，行动不便，一辈子没离开过这个村子。任凭村干部和儿女怎么劝，甚至跪下来求，他们只是颤巍巍地摇头，嘴里嘟囔着：“死也要死在家里……哪儿也不去……这破房子，我守了一辈子了……”
残疾困守的村民：有下肢瘫痪常年卧床的，有精神不太正常、无法沟通的。家人要么不在身边，要么也年迈体弱，根本无法将他们带离。
固执的守财奴：少数几户比较富裕的村民，担心人走了，家里的电器、粮食、牲畜没人管，会被偷或者被水泡坏，死活不肯走，嚷嚷着“水库几十年都没事，下点雨怕什么”、“我守着我的家当，死了也值！”
心存侥幸的观望者：还有一些人，看到雨虽然大，但村里还没进水，觉得是危言耸听，想再等等看。他们堵在门口，和前来动员的干部争吵、对峙。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每一秒都如同在刀尖上跳舞。林东航看着手表，已经快九点了。上游水库的情况不明，但雨势丝毫没有减弱，空气中的危险气息越来越浓。他知道，不能再等了！
“刘所！李支书！没时间了！”林东航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声音在风雨中显得异常冷峻，“对剩下这些人，讲道理已经没有用了！必须采取强制措施！出了问题，我负责！”
刘勇看着眼前混乱的局面，又看看阴沉着脸、但眼神决绝的林东航，一咬牙，下了决心：“妈的！干了！听林先生的！所有民警、协警、村干部、民兵！给我上！抬也得把人抬走！出了事，我顶着！”
命令一下，现场的气氛瞬间变得紧张而悲壮。和平的劝说变成了强制的行动。
破门而入与强行带离：对于那些锁死大门、拒不开门的村民，民警和民兵在征求家属（如果在场）同意或情况紧急下，开始用撬棍、斧头强行破门！
木门被砸开的巨响、村民惊恐的尖叫哭骂声，在雨夜中格外刺耳。
工作人员冲进屋内，不顾老人的捶打、厮扯和污言秽语的咒骂，几个人合力，或用被子包裹，或用简易担架，强行将瘫坐在地上或躺在床上的老人抬出屋外，塞进等候在门口的车里。
担架与背负：对于残疾和重病无法行动的人，准备好的担架和身强力壮的民兵派上了用场。他们在泥泞中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将人固定好，喊着号子，抬上卡车或者空间更大的中巴车。雨水和汗水混在一起，模糊了视线，每个人都筋疲力尽，但没有人停下。
“暴力”清场：对于少数几个堵在路上、阻挠车辆通行、甚至动手推搡工作人员的壮年固执分子，刘勇亲自带队，采取了更强硬的措施。
一声令下，几名民警上前，直接使用警械（警棍、辣椒水）进行制服，强行拖拽上车。虽然手段激烈，但在那种千钧一发的时刻，为了大多数人的生命安全，这是无奈的选择。哭喊声、咒骂声、呵斥声、风雨声，交织成了一曲悲怆而混乱的交响乐。
整个村子，仿佛变成了一个战场。手电筒的光柱在黑暗中杂乱晃动，人影幢幢，奔跑、拉扯、哭喊、命令声不绝于耳。
林东航站在村中央地势稍高的地方，冷静地指挥着车辆的调度、人流的疏导，同时不断用对讲机与外界保持联系，了解路况。他的衣服早已湿透，紧贴在身上，寒冷刺骨，但他的心却如同在油锅里煎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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