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二月十六日的清晨，哈尔滨还裹在一层薄如轻纱的雾霭中。松花江的冰面传来细微的碎裂声，像沉睡的巨兽在翻身，沿江的柳枝已悄悄泛出些微的青意。林默站在新落成的东北局农业指挥中心顶层，手中高倍望远镜的镜片蒙上了淡淡的水汽。他轻轻擦拭，重新举到眼前——半个月前还是一片皑皑的莽原，此刻已露出斑驳的黑色肌肤。积雪正在消融，春天真的来了，带着泥土苏醒的气息，带着一个崭新时代迫近的足音。
“林工，土壤化冻监测报告出来了。”
农业局总农艺师快步走进来，手里那沓表格还沾着田野的气息。林默转过身，接过报告。纸页在手中沙沙作响，红蓝铅笔标注的数据像是大地跳动的脉搏——南部地区冻土已化通，地温五度，可以开犁；中部化冻二十厘米，尚需等待；北部仍有三十厘米冻层，至少等到三月中旬。他的目光落在最后一页的结论上：“预计三月上旬全省可全面开耕。”
“通知各地，”林默的声音不高，却带着斩钉截铁的分量，“从今天起，进入春耕倒计时。三十天，我们要在三十天内打赢春耕这场硬仗。这不只是种地，这是为新中国立下第一根粮柱。”
命令像春风吹过原野，迅速传遍黑土地。
二月十八日凌晨四点，辽东半岛最南端的金县还沉浸在黎明前的黑暗里。田野上却已人影幢幢，五十台“铁牛-55”拖拉机列成整齐的方阵，大灯切开浓雾，照亮了翻涌的人潮。老农们蹲在地头，粗糙的手抓起一把土，在指间捻搓，感受着那份恰到好处的湿润。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经验——墒情到了。
县委书记老李爬上一处高台，铁皮喇叭在晨风中微微震颤。
“同志们！”他的声音有些沙哑，却透着压不住的激动，“今天，咱们金县要打响东北春耕的第一枪！这是光荣，更是责任！咱们播下的不只是种子，是希望，是未来！”
“保证完成任务！”
农机手们的吼声撕裂了晨雾。小王坐在第一台拖拉机的驾驶座上，手心微微出汗。他不是第一次开春耕，但今天不同——省里在看着，整个东北在看着。他深吸一口气，拉动操纵杆，拖拉机发出低沉的轰鸣，像一头苏醒的巨兽。
第一缕阳光刺破天际时，钢铁洪流开始向前推进。拖拉机犁铧切入大地，黑土如浪翻滚，散发出特有的腥甜气息。后面挂着的播种机发出有节奏的“咔嗒”声，金黄的玉米种子均匀地落进垄沟。技术员小张跪在地头，手指插进泥土，仔细测量播种深度。
“五厘米，正好。”
更远处，老农赵大爷正领着人试验新技术——“坐水播种”。一根细管随着播种机移动，在种子落下的同时洒下清亮的水珠。赵大爷捧起湿漉漉的泥土，眼眶忽然红了：“这法子好……往年春旱，种子下去不出苗，急得人嘴上起泡。现在好了，边种边浇，出苗有指望了。”
到中午时分，五千亩土地已披上新装。消息通过电台传到哈尔滨时，林默正在地图前标注进度。他放下红蓝铅笔，亲自拟了贺电：“金县同志打响了春耕第一炮，为全省树立了榜样。望再接再厉，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贺电在田间地头广播时，老农们停下手中的活计，静静听着。有人摘下帽子，在早春的寒风里，他们的额头竟沁出了细密的汗珠。
“省里这么看重，”赵大爷喃喃道，“咱们这把老骨头，得拼了。”
就在金县开犁的同时，松嫩平原腹地的备战也进入了最后冲刺。二月二十二日的佳木斯农机总站，一场特殊的“阅兵”正在进行。
三百台拖拉机、一百台播种机、五十台中耕机，在操场上列成威严的方阵。每台机器都擦得锃亮，在尚显清冷的阳光下泛着金属的光泽。农机手们穿着崭新的工装，像等待检阅的士兵，腰杆挺得笔直。
农机局长跑步上前，敬礼的手有些颤抖——不是紧张，是激动。
“报告林工，佳木斯农机兵团准备完毕，请指示！”
林默还礼，沿着队列缓缓走过。他的脚步很慢，时而俯身检查轮胎的纹路，时而登上驾驶室试试操纵杆的灵活性。在一台崭新的播种机前，他停下脚步。机器上红色的“丰收-2型”字样格外醒目。
“这机器有什么讲究？”他问。
年轻的农机手小刘“啪”地立正：“报告！这是咱们自己设计生产的，能精量播种，省种子三成，工效提高五成！”
“好。”林默拍了拍他的肩膀，“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有了好机器，还得有好机手。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三百个声音汇聚成雷，在操场上空滚过。远处的白杨树上，几只早归的寒鸦被惊起，扑棱棱飞向湛蓝的天空。
种子站里又是另一番景象。保管员老周戴着老花镜，就着窗口的光，一粒粒检查玉米种子。他检查得很慢，每一粒都要在指尖转上几圈，看看色泽，掂掂分量。旁边的小徒弟忍不住说：“师傅，这批种子纯度九十九点五，发芽率九十六，已经是顶好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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