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夏天，干休所院子里那棵梨树结的果子格外多，沉甸甸地压弯了枝头。柳映雪正在树下支起竹竿，准备晒些豆角干。老六的儿子磊磊放暑假来住，这会儿蹲在旁边帮忙择豆角。
“姥姥，”磊磊忽然问，“您小时候也住这样的院子吗？”
柳映雪手里的动作顿了顿。这孩子十五岁了，正是对什么都好奇的年纪。
“不是。”她继续把豆角搭在竹竿上，“姥姥小时候住的是土坯房，墙是泥糊的，屋顶铺茅草。”
“茅草屋？”磊磊睁大眼睛，“那下雨不漏吗？”
“漏啊。”柳映雪笑了，“一下雨，家里就得摆满盆盆罐罐接水。滴滴答答的，像奏乐。”
她说得轻松，磊磊却听得认真：“那冬天呢？冷吗？”
“冷。烧炕，可柴火不够，后半夜炕就凉了。”柳映雪把最后一根豆角搭好，拍拍手上的灰，“得缩在被窝里，等天亮了赶紧起来干活，活动活动就暖和了。”
磊磊若有所思：“姥姥您小时候真不容易。”
“那时候都这样。”柳映雪在树下的石凳上坐下，拿起蒲扇轻轻摇着，“你太姥爷太姥姥那辈更不容易，兵荒马乱的。比起来，姥姥算赶上好时候了。”
正说着，念念带着侄女萌萌来了。萌萌今年大学毕业，刚分配回北疆中学当老师。她手里拿着个笔记本，见到柳映雪就说：“姥姥，我们学校在编乡土教材，想收集些老一辈的故事。您能给讲讲吗？”
柳映雪接过念念递来的茶水，抿了一口：“我这老婆子有什么好讲的。”
“您经历丰富啊。”萌萌挨着姥姥坐下，“我跟我妈说好了，这段时间就住这儿，每天听您讲一点。”
念念笑道：“妈，您就给她讲讲。她现在可较真了，说要还原真实的历史。”
柳映雪看看外孙女期待的眼神，又看看院子里青青的梨果，终于点点头：“行，那就讲。不过得慢慢讲，一天讲一点，讲多了累。”
从那天起，每天晚饭后，萌萌就搬个小凳子坐在柳映雪身边，打开笔记本。有时候顾长风也在旁边听着，偶尔插一两句。三个儿子周末回来，也会加入。渐渐的，听柳映雪讲过去的事，成了这个夏天家里的固定节目。
起初，萌萌问得小心翼翼：“姥姥，您第一次离家是什么时候？”
“十七岁。”柳映雪手里纳着鞋垫，针线在布面上穿梭，“嫁到邻村去。那天是腊月二十六，天还没亮就出门，坐的驴车。”
“您害怕吗？”
柳映雪停下针线，想了想：“怕。也不怕。怕的是不知道前头是什么日子，不怕是因为……反正家里也穷，嫁出去还能少张吃饭的嘴。”
她说得平淡，萌萌的笔却在纸上停住了。
“写啊。”柳映雪抬眼看看她，“怎么了？”
“姥姥，您说得太……平静了。”
柳映雪笑了：“都过去多少年了，不平还能怎么着？”她继续纳鞋垫，“后来才知道，怕是对的。那家人不好相与。”
接着讲到在李家做媳妇的日子。柳映雪说得很细：每天天不亮起来挑水、做饭，伺候公婆吃饭，然后下地干活，中午回来做午饭，下午继续干活，晚上还得做针线到深夜。
“那时候最盼下雨。”她说，“一下雨就不用下地，能在屋里做针线，算是歇着了。”
老大听得皱起眉头：“妈，您就没想过跑？”
“往哪儿跑？”柳映雪摇摇头，“娘家回不去，跑出去没饭吃。那时候的妇女，不像你们现在，有工作，能独立。”
她讲到了李建业参军，讲到公婆的刁难，讲到偷听到真相的那个夜晚。讲到这些时，她的语气依然平静，像是在讲别人的故事。只有手里的针线有时会停一下，但很快又继续。
“后来呢？”老三问，“您怎么离的婚？”
讲到公审大会，柳映雪的话多了些。她说自己怎么收集证据，怎么找妇联，怎么在大会上一条条摆出来。
“台下站满了人，都是乡里乡亲的。”她说，“我站在台上，手里攥着那些纸，手心里都是汗。可一想到这些年受的罪，就不怕了。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句不落。”
顾长风这时插话：“你妈那时候可厉害了，条理清楚，证据确凿。连法官都说，没见过这么会摆事实讲道理的妇女。”
柳映雪看他一眼：“你还记得？”
“怎么不记得。”顾长风笑了，“我后来听说的。都说柳家屯出了个女能人，把负心汉告倒了。”
“后来就判离了。”柳映雪接着说，“判完那天，我从法院出来，站在大街上，觉得天都亮堂了。那是1949年秋天，天本来就好，可我就是觉得特别亮。”
萌萌的笔在纸上沙沙响。她抬起头：“姥姥，您当时哭了吗？”
“没哭。”柳映雪想了想，“就是想赶紧走，离开那个地方，重新开始。”
故事讲到北疆，气氛轻松起来。柳映雪说到刚来时的不适应：北方的冷，干燥，还有完全不同的饮食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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