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你姥爷，他给我端了碗奶茶。”柳映雪看着顾长风，眼里有笑意，“我喝了一口，差点吐出来——咸的！怎么奶还能是咸的？”
顾长风也笑：“你还记着呢。后来不是喝惯了？”
“喝惯了。”柳映雪说，“现在不喝还想。”
她讲学文化的趣事：把“会计”念成“会汁”，把“政策”写成“正策”；讲工作的辛苦：白天在厂里干活，晚上上夜校，回家还得照顾孩子；讲孩子们的成长：念念怎么学会走路，三个小子怎么调皮捣蛋。
讲到困难时，她不渲染苦；讲到高兴时，也不过分开怀。就是平平实实地讲，像在数豆子，一颗一颗，清清楚楚。
有一天，萌萌问：“姥姥，您恨过吗？”
这个问题让院子里静了一瞬。三个儿子都停下手里的事看过来。连顾长风也放下了报纸。
柳映雪手里的鞋垫纳好了最后一针。她咬断线头，把鞋垫举起来对着光看了看针脚，才慢慢说：“恨过。恨得睡不着觉，恨得咬牙切齿。”
她顿了顿，把鞋垫放在膝头：“可恨久了，人就毁了。不是被别人毁，是被自己的恨毁。后来我想通了，与其把力气花在恨上，不如花在让自己过好上。”
“您是怎么……不恨的？”萌萌轻声问。
“时间。”柳映雪说得很简单，“还有，日子越过越好，恨就慢慢淡了。像墨迹，刚写上去浓，时间久了，风吹日晒，就淡了，最后看不清了。”
她讲起九十年代初回山东的事，讲见到李家老屋的破败，讲给养父母立碑，讲给村里小学捐款。
“看到那些孩子坐在新教室里读书，我就觉得，值了。”她说，“我受过的苦，没白受。至少后来人不用再受。”
整个夏天，故事一点一点讲。有时候讲到一半，柳映雪会停下来，想想：“这个细节记不太清了。”或者说：“这个人的名字忘了。”
萌萌说：“姥姥，不用那么精确，大概就行。”
“那不行。”柳映雪很认真，“记不清的就说记不清，不能瞎编。历史不是编出来的，是真的。”
八月底，梨子熟了。柳映雪和顾长风摘了一筐，给孩子们各家分了些。最后一个周末，全家人都聚在院子里，萌萌的故事也快整理完了。
她念了一段给柳映雪听：“……柳映雪同志的故事，是一个普通中国女性在时代浪潮中挣扎、觉醒、成长的故事。从旧社会的童养媳，到新社会的独立女性；从目不识丁的农村妇女，到能读书看报、参与社会建设的劳动者。她的经历告诉我们，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紧密相连，妇女的解放离不开社会的进步……”
柳映雪听着，微微摇头：“写得太……太大了。我就是个普通老太太，没做什么大事。”
“妈，您这就是大事。”念念握住母亲的手，“您走过的路，就是千千万万中国女性走过的路。”
老五起哄：“妈，您现在可是咱家的活历史了！”
大家都笑。柳映雪也笑，笑着笑着，眼角有些湿润。她抬手擦了擦：“风大，迷眼睛了。”
那天晚上，等孩子们都走了，柳映雪和顾长风坐在院子里。月亮很圆，快要中秋了。
“讲完了？”顾长风问。
“讲完了。”柳映雪说，“该讲的都讲了。”
“心里轻松了？”
柳映雪想了想：“早就轻松了。就是……说出来，好像更踏实了。”
顾长风握住她的手。两人的手都老了，皮肤松弛，青筋明显。但握在一起，还是温暖的。
“萌萌那孩子，”柳映雪忽然说，“她说要把我的故事印成小册子，给学生看。”
“好事。”
“我让她别用真名。”柳映雪说，“就用‘一位北疆老奶奶的故事’。”
顾长风笑了：“你还害羞？”
“不是害羞。”柳映雪望着月亮，“是觉得，我的故事不特殊。那个年代，像我这样的妇女多了去了。有的比我苦，有的比我难。我只是……比较幸运，走过来了，还能坐在这儿讲故事。”
月光洒在院子里，梨树的影子投在地上，斑斑驳驳的。远处有虫鸣，一声一声，衬得夜更静。
柳映雪忽然想起很久以前，在山东老家的院子里，也是这样的夏夜。那时候她年轻，心里装满了恨和怕，觉得前路一片漆黑。
而现在，她坐在这里，儿孙满堂，身边有相伴一生的人，心里干干净净的。那些曾经的波澜，真的成了笑谈——不是轻佻的笑，是经历过、看透了之后，那种释然的笑。
“长风。”她轻声唤。
“嗯？”
“这一生，挺好。”
顾长风转过头看她。月光下，她的白发泛着银光，脸上的皱纹像岁月刻下的年轮，但眼睛很亮，很清澈。
“嗯。”他说，“挺好。”
两人就这么坐着，谁也没再说话。夜风吹过，带来初秋的凉意。该加件衣服了，该进屋了。但谁也没动，就这么坐着，看月亮，听虫鸣，感受这平静的、寻常的夜晚。
对他们来说，这一生的惊涛骇浪，都沉淀在这样的夜晚里了。而那些故事——无论悲喜，无论苦乐——都成了可以讲述的过往，成了子孙辈笔记本上的字句，成了时光长河里，一朵小小的、不起眼的浪花。
但正是这朵浪花，见证了一个时代，见证了一个女子从深陷泥潭到站立起来，从沉默到发声，从被命运摆布到掌握命运的完整过程。
而这一切，如今都可以笑着说起了。
像说起昨日的天气，像说起邻家的闲话，像说起——那真的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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