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中旬，黔北重镇遵义在寒风中迎来了一段决定中国革命命运的特殊时日。自一月七日红军智取遵义后，这座古城便成为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个相对安稳的落脚点。连绵的战火与奔波暂告段落，但高层决策层的激辩与思辨，却在这暂时的平静下汹涌澎湃。
一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老城枇杷桥柏辉章公馆的二层楼上秘密召开。与会者包括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红军主要军团负责人及军事顾问李德、翻译伍修权等。会议的主题直指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尤其是战略转移（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严重错误。
会上，张闻天（洛甫）根据会前与教员、王稼祥商量的提纲，作了反对“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亦称“反报告”）。教员作了长篇发言，系统地批判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深刻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多数同志相继发言，支持教员的正确主张。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终达成共识：增选教员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会议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老总、翔宇为军事指挥者，翔宇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随后，在行军途中，政治局常委分工，决定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成立由教员、翔宇、王稼祥组成的新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负责军事行动。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在中央的统治，实际上确立了教员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它在极端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问题，是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
会议的决议和精神，如同暗夜中的灯塔，迅速通过电台和各级会议传达到仍处于紧张备战状态的各支部队。尽管敌军围追堵截的阴云并未散去，但红军指挥层思想上的迷雾被拨开，行动上的方向得以明确，全军上下感受到了一种久违的清晰与力量。
会议根据刘、聂的建议召开的遵义会议分析了黔北地区是否适合建立根据地的问题。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里人烟稀少，少数民族又多，党的工作基础薄弱，不便于创建根据地，于是决定中央红军北渡长江，同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或川西北创建根据地。
与此同时，蒋介石加紧对红军的围追堵截作了重新部署，除分别以湘鄂、川陕敌军各一部对付红2、6军团和红四方面军外，集中国民党中央军薛岳兵团和黔军全部、川滇军大部、湘桂粤军一部共17个师又13个旅150个团近40万人，妄图将中央红军4万人多人围歼于乌江西北地区。红军周围的局势变得更加严峻了。
中央红军放弃原定与红2、6军团会合的计划，改为北上渡过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于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部队撤出遵义城，逐次向北转移，在川黔交界的赤水、土城地区集中，准备渡江北上。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土城方向开进，并于27日全部进抵赤水河以东地区。然而，川军郭勋祺部也尾追而至。行军途中，中央红军领导等共同察看了沿途地形，发现道路两侧均系山谷地带，如果追兵孤军深入，红军便可以利用两边山谷的有利地形，集中优势兵力，合围夹击歼灭该敌。这个时候，军委二局截获了川军潘文华的26日电令，获悉尾追之敌只有郭勋祺部4个团的兵力，跟进潘佐部2个团。教员当即下决心，命令在土城镇以北的红2师继续北上，同先头已抵达旺隆场的红1师相机夺取赤水城；以红21师红九军团作为后卫；以红3军团3个师，占领土城东北5公里的杨柳庄一线南面高地，以红5军团2个师占领青杠坡至一碗水一线北面高地，从南北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在土城以东两公里处的白马山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
28日凌晨，细雨蒙蒙，寒风刺骨。红3、5军团在彭、杨的统一指挥下，从土城镇外水狮坝分两路向进占枫村坝、青杠坡地区的川军阵地发起进攻。敌郭勋祺部凭借有利地形拼死顽抗，红军官兵拼死争夺，往复冲杀。战斗异常激烈，交战双方陷入胶着状态，成了一场名副其实的“拉锯战”“消耗战”。
一九三五年一月二十八日，土城。
青杠坡至永安寺一带的山谷中，枪炮声已持续了整整一日一夜。硝烟如同厚重的灰幕，笼罩着这片黔北的丘陵地带。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火药味、血腥味和泥土被反复翻搅后的土腥气。
位于土城以北一座相对隐蔽院落内的野战军指挥部，气氛凝重得几乎能拧出水来。临时拼凑的木桌上，铺着一张已被铅笔、红蓝炭条画满箭头和圈点的作战地图。几位主要领导围站在桌旁，每一张脸上都写满了疲惫、焦虑与不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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