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卢作孚的通话持续了将近二十分钟。电话那头，卢作孚的声音带着长途电话特有的电流杂音，但语气中的务实与谨慎清晰可辨。
“嘉树兄，南京方面，架子是搭起来了，但各方人马都在争位置、划地盘，经济政策更是众说纷纭。”卢作孚顿了顿，“不过，稳定市场、发展交通是共识。我民生公司计划借机申请开辟几条新航线，若能得准，运力可增三成。只是，这批复公文，怕是要在几个衙门之间转上许久。”
陈嘉树安静地听着，手指在桌面上无意识地画着长江的轮廓。南京新政府效率低下、人浮于事的情况，在他的预料之中。
“作孚兄，新航线的事，你尽管去推动，需要打点打点的地方，我这里可以支持。”陈嘉树表态，“另外，明远机械厂这边，产能有所提升，除了保障川渝订单，也在寻找新的市场。南京那边，或者长江中下游，可有合适的机会？”
“机会自然有。”卢作孚回答得很肯定，“战后重建，百业待兴，各处都缺机器设备。只是，这生意牵扯到地方势力、帮会码头，比川渝更要复杂几分。嘉树兄若有意，我可代为引荐几位两湖、江西的商会朋友，他们路子广，但……”他话未说尽，意思却明白，与这些人打交道，需格外小心。
“我明白。”陈嘉树道，“有作孚兄引路，我便放心许多。具体事宜，等我这边安排妥当，再与你详谈。”
挂断电话，陈嘉树站在地图前，目光在南京、武汉、上海之间逡巡。
卢作孚提供的信息印证了他的判断，南京政府短期内难以形成高效统一的治理，这既是风险，也为像他这样的实力派提供了纵横捭阖的空间。长江中下游的市场，他必须要进去。
然而，上海的暗流从未停息。周世昌带来了伊藤信介那个“东亚经济研究会”的更详细情报。
“陈先生，初步名单和章程核心内容拿到了。”周世昌将一张纸条放在桌上，“入选的中国会员，多是些在学界鼓吹‘中日亲善’，或在商界与日资往来密切、有求于对方的人物。章程草案里，满篇都是‘共存共荣’、‘经济提携’，但细看条款，无非是想让我国永久提供原料、市场，而他们则掌握技术和工业命脉。”
陈嘉树扫了一眼名单，上面几个名字让他眼神微冷。“他们准备何时正式成立？声势搞得多大？”
“预计在下个月中，地点选在日租界的虹口社交会馆。看样子，是想办得隆重，请不少中外记者，试图一炮打响，占据舆论高地。”
“想造势？”陈嘉树沉吟片刻，“那就让他们先尝尝舆论的滋味。想办法，把这份名单和章程里最核心的几条，不漏痕迹地送到《申报》、《新闻报》几位以敢言着称的记者手里，再给上海总商会里那些民族观念强的理事也送一份。注意，要做得像是他们自己‘偶然’发现的。”
“是，我这就去安排。”周世昌心领神会。
处理完这些，陈嘉树的注意力再次回到了明远机械厂。
生产效率提升的计划初见成效，但管理上的粗放和环节的冗杂仍是隐患。
他召集了厂里的管理人员和技术骨干，在黑板上画出了从接单到出货的整个流程。
“我们从今天起，每个环节，领料、加工、检验、流转，都要记录时间。”他环视众人，语气不容置疑，“我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是要找出浪费时间的地方在哪里。是等图纸？等刀具？还是上下工序衔接不畅？”
这是他引入的初步的“流程优化”概念。
起初，工人们和管理人员都有些不适应，但在陈嘉树“找出问题并改进者，同样有奖”的明确激励下，开始有人尝试着记录和反馈。
几天下来，问题一一浮现：
物料管理混乱，时常停工待料；工序间缺乏协调，半成品堆积如山；检验标准凭老师傅经验，时松时紧导致返工……
针对这些问题，陈嘉树与管理人员制定了相应的改进措施：建立简单的物料台账和领用制度，设立工序交接记录卡，统一关键零件的检验样板和公差范围。
这些看似琐碎的改动，逐渐汇聚成效能，整体的生产周期开始稳步缩短。
这天，他收到了一封来自南京的信件。
寄信人署名“顾敏”，自称在“政府某经济研究机构”任职。
信中表示，他拜读了陈嘉树发表在《银行周报》上的《论市场预期与非理性波动》一文，深感钦佩，认为“切中时弊，见解独到”，并随信寄来了一份内部交流的《经济政策参考》资料。
信中委婉地询问，陈嘉树是否还有其他关于“振兴民族工商、厘清金融秩序”的论述，并提及“此间有识之士，对此类立足国情之研究，期盼甚殷”。
这封信，像是一阵来自权力核心地带的微风。
陈嘉树仔细翻阅了那份《经济政策参考》，上面的文章大多充满官样文章的气息，间或有一些脱离实际的政策空想。这是一个信号，南京方面有人注意到了他，并且可能存在着对务实经济理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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