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失窃与赝品
1978年9月，香港跑马地，凌晨3点
雨夜。
潮艺轩古董店的防盗警报，没响。
——电线被专业手法剪断了。
店主陈伯年清晨开店时，发现店内唯一变化：
墙上那幅，明朝文徵明的《江南春晓图》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画。
几乎。
陈伯年戴着老花镜，看了三分钟，手指轻触绢本边缘。
笑了：“好手艺，但火候还差十年。”
他没报警。
反而把赝品挂回原处，照常营业。
同一天上午，星时代影业公司
“悬疑片？”
大飞把腿翘在办公桌上，“张总，我们连喜剧片都还没拍过。”
张振在白板上写下“光影谜踪”四个字：“梅霓裳漫画的成功证明了一点——观众喜欢有深度的故事。1978年的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三年，社会在变，人心浮动。这时候拍一部关于‘真相’的悬疑片，正合时宜。”
黄沾慢悠悠泡茶：“故事呢？悬疑片得有个好谜题。”
“谜题来了。”
阿文推门进来，手里拿着《华侨日报》，“跑马地有间古董店被偷了幅古画，但店主没报警。更怪的是，小偷留了幅赝品。”
张振眼睛亮了：“留赝品？这不是偷，这是换。”
“还有更怪的。”
阿文翻到报纸内页，“同一幅画——至少同名同作者的《江南春晓图》——去年在伦敦佳士得以八万英镑成交。而跑马地那幅，店主陈伯年坚称从没丢过。”
会议室安静了。
大飞放下腿：“所以要么伦敦那幅是假的，要么跑马地那幅是假的，要么……”
“要么两幅都是真的。”
张振接话，“而这就是我们要拍的悬疑片——一幅画的真假之谜背后，藏着更大的秘密。”
第一幕：茶餐厅调查组。
三天后，旺角金记茶餐厅
“所以我们现在假扮记者去采访？”
大飞往菠萝包里猛加黄油。
“不是假扮。”
张振纠正，“我们就是去采访——为电影搜集素材。阿文是摄影，大飞你负责问问题，黄老师观察细节，我……”
“你负责买单。”
黄沾接话。
陈伯年约他们在这里见面。
老人准时出现，手里拿着个长条锦盒。
“直接开始吧。”
陈伯年坐下，点了杯热柠茶，“你们想知道那幅画的故事，我可以讲。但我有个条件——如果拍电影，要在片尾打一行字：‘本故事献给所有守护真相的人’。”
“成交。”
陈伯年打开锦盒。
不是画，是一叠旧文件：
泛黄的交易记录、黑白照片、手写信件。
“这幅画是1950年，辗转到我父亲手上的。”
老人说，“一个葡萄牙老人，用这幅画换了两幅西洋油画。他说他叫安东尼奥，祖父是传教士，这幅画是祖传的。”
阿文拍照。
大飞记录。
黄沾仔细看文件上的葡文签名。
“奇怪的是，”
陈伯年继续，“安东尼奥1975年又来找我——那时我已经接手店铺。他说他快死了，告诉我一个秘密：他祖父当年带回葡萄牙的那幅画，被他调包了。真迹，一直藏在澳门老宅的夹墙里。”
张振：“所以您去澳门取回了那幅？”
“去了。但取回的不是一幅，是两幅。”
陈伯年语出惊人，“澳门老宅的夹墙里有两个画筒。一幅是文徵明，另一幅是空白绢本，但上面有一行小字。”
“什么字？”
“A verdade está no meio。”
陈伯年发音标准，“葡萄牙文，‘真理在中间’。”
陈思明博士，这时才开口：“这是伯来禄——那个传教士的格言。他在中国的日记里，常写这句话。”
“所以您把其中一幅，送去伦敦拍卖？”张振问。
陈伯年点头：“我需要钱。儿子在英国读书，店铺要周转。我想，既然有两幅，卖一幅也无妨。但我没想到……”
他苦笑，“拍卖行说这是‘唯一存世真迹’。他们根本不知道，另一幅就在我店里。”
“那盗窃案呢？”
大飞问，“谁偷的？为什么留赝品？”
陈伯年沉默良久：“我怀疑，是安东尼奥的后人。”
第二幕：澳门迷雾。
一周后，澳门，福隆新街。
安东尼奥的老宅，如今是家麻将馆。
老板是个胖胖的中年女人，听他们问起“安东尼奥家族”。
直摆手：“早没人啦！那家人七十年代初，就搬去葡萄牙了。”
“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阿文不死心的问。
“有啊，一屋子破烂，我都扔了。”
老板想了想，“不过有个铁盒子，打不开，我嫌重，塞阁楼了。”
铁盒子是老式保险箱，锁已锈死。
张振找锁匠打开，里面只有三样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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