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幕：一张不会响的黑胶。
1979年3月，香港上环，永乐街旧货市场。
摆地摊的老林，在整理刚收来的一箱旧唱片时，发现了一张奇怪的黑胶。
标签上印着“《帝女花·香夭》——任剑辉、白雪仙，1959年现场录音”。
品相崭新。
但把唱片，放在手摇留声机上，唱针落下。
——一片死寂。
“怪了。”
老林对着光看唱片纹理，“纹路都在，就是没声音。”
更怪的是，唱片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小字：
“1979.6.30前，带此唱片至星洲（新加坡），余仁生堂药行，换真声。过时不候。——知音人”
老林挠挠头，把唱片扔回箱子：“神经病。”
这张唱片被一个叫阿杰的年轻人，以五港币买走。
——他只是想要封套来裱画。
三天后，星时代影业公司。
“所以我们现在要拍音乐悬疑片？”
大飞瘫在会议室的沙发上，“张总，我们刚拍完画，现在又要搞唱片？下次是不是该拍哑剧了？”
张振把那张无声唱片放在桌上：“看看这个。我昨天在旺角一间旧书店淘到的。”
黄沾拿起唱片端详：“1959年《帝女花》现场版？任白那次演出我听过，根本没有发行过官方录音。市面上流传的都是盗录，音质差得很。这张如果是真的……”
“但它没声音。”
阿文用放大镜检查纹路，“纹刻深度正常，材质也对，就是发不出声。像是故意做了个‘哑巴唱片’。”
陈思明博士推了眼镜：“技术上可以做到——刻录时调整刻刀角度，让纹路看起来正常，但实际无法振动发声。但这需要很专业的设备，成本比做真唱片还高。为什么要这么做？”
张振翻开笔记本：“我这几天查了资料。1959年那场《帝女花》，确实有个传说——演出前，任剑辉的戏服箱里，发现一张匿名字条，写着‘今晚演出，将有特别记录’。但演出后，没有任何特殊录音被发现。”
“所以这张唱片可能是……”
大飞坐直了。
“可能是那个‘特别记录’。”
张振点头，“而且背面的字——‘带此唱片至星洲余仁生堂药行，换真声’。余仁生是新加坡老字号中药行，1899年创办，在香港和东南亚都有分店。为什么要去那里换？”
阿文忽然想到：“余仁生的创始人余广，是粤剧票友。据说他当年，赞助过不少戏班去南洋演出。”
电话响了。是前台：“张总，有位姓余的先生想见您，说关于一张唱片。”
第一幕：三个余先生。
来者是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穿着唐装，手里拄着文明棍。
“鄙人余伯钧。”
老人递上名片，“余仁生堂香港分店经理。听说贵公司得到一张奇怪的唱片？”
张振请他坐下：“余先生消息很灵通。”
“因为这张唱片，本该在我手里。”
余伯钧叹了口气，“它是我祖父——余仁生第三代传人余志远——定制的。”
故事，往前追溯到1959年。
余志远是狂热粤剧迷，尤其崇拜任剑辉、白雪仙。
那年《帝女花》首演，他托关系在戏院二楼包厢。
装了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录音设备，录下了整场演出。
“但祖父录完后，做了件奇怪的事。”
余伯钧说，“他把母带分成两半——一半刻成正常唱片，一半做成这张‘无声版’。正常的那张他一直珍藏，直到1975年去世。无声的这张，他在遗嘱里说：‘留给有缘人，三十年后，带它去星洲总店，换真声。’”
大飞不解：“为什么要等三十年？而且为什么要分开？”
“因为1975年……”
余伯钧压低声音，“新加坡政府推行‘讲华语运动’，开始限制方言节目。粤剧唱片在星洲很难公开发行。祖父可能预见到这一点，所以设了这个局——用三十年的时间，等一个合适的时机。”
张振：“那‘真声’是什么？另一张唱片？”
“不止。”
余伯钧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本旧账簿，“这是祖父的日记账，里面夹着一封信。”
信是余志远1975年临终前写的：
“伯钧吾孙：若你看到此信，说明无声唱片已现世。三十年前，我录音那晚，任姐（任剑辉）下台后对我说：‘余老板，今晚我唱得不同往日。你若录了，要好好保管。’后来我才知，那晚她患喉疾，本不该唱。但她坚持上场，用了种特别的发声方法，竟成就绝唱。这套方法，她只传了一人——新加坡的徒弟林秀珍。真声不在唱片，在传人。带无声唱片去星洲，秀珍见了，自会传授。”
会议室一片寂静。
黄沾先开口：“所以这不是关于唱片，是关于一套失传的唱法？”
“任姐晚年确实研究出一套‘带病演唱法’。”陈思明翻找资料，“她1970年代接受采访说过，演员不可能永远状态完美，如何在身体不适时保持水准，是门学问。但她从未公开具体方法。”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喜欢香江的亚洲时代请大家收藏：(m.x33yq.org)香江的亚洲时代33言情更新速度全网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