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熟知历史走向的穿越者，费尔多早已知晓西柏林被封锁是美苏冷战的必然爆发点。美国要掌控西欧、遏制苏联，苏联要巩固东欧阵营、反击西方渗透；两国核心利益的冲突在德国这片土地上集中爆发。但双方都清楚，直接开战意味着核战争的风险，因此柏林成为冷战博弈的“前沿舞台”，而空运，便是美国突破封锁的唯一可行路径。
斯大林之所以敢于实施全面封锁，核心赌注就在于“空运无法支撑250万人的生存”。西柏林每天需要至少4500吨物资才能维持运转，在当时的航空技术条件下，这一数字被普遍视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驻欧美军早已意识到危机，陆军司令卢修斯·克莱四星上将与空军司令吉米·杜立特上将已仓促启动空运，但效果惨淡——混乱的调度、低效的起降流程；让每日运抵柏林的物资不足1000吨，连最基本的粮食供应都难以保障。
焦躁的克莱甚至提出“武装押运火车强行突破苏占区”的激进方案，主张“遭遇抵抗便直接开火”。但这一想法刚提出就被否决：驻欧美军总兵力仅10万人，而苏联在东欧部署的兵力高达150万，即便美军装备先进，兵力悬殊也注定这是条“引向三战的绝路”。
走投无路的克莱紧急向华盛顿求援，杜鲁门总统几乎没有犹豫；直接拨通了费尔多的电话——在整个美国军方，没人比这位空军总司令更懂如何提升空运效率。
接到命令的瞬间，费尔多脑海中立刻浮现出一个名字：威廉·特纳空军少将。这位将领在二战期间担任“驼峰航线”的负责人，在喜马拉雅山脉复杂的气候与地形中，缔造了日均空运3000吨物资的奇迹，拥有极其丰富的大规模战略空运经验；是主持柏林空运的不二人选。
费尔多当即下令，将正在亚洲负责战后物资转运的特纳紧急调回美国本土。特纳刚抵达华盛顿机场，还没来得及休整，就被费尔多直接拉上了飞往欧洲的军用专机。“将军，我们这是要去哪？”特纳揉着惺忪的睡眼问道。“柏林。”费尔多将一张柏林地图推到他面前，“苏联封锁了所有地面通道，我们要靠空运，养活250万西柏林人。”
“什么？”特纳猛地坐直身体，眼神里满是震惊。他参与过驼峰航线，深知大规模空运的难度，而柏林空运的规模与压力，远超驼峰航线数倍。但震惊过后，军人的本能让他立刻冷静下来：“您下令吧，再难也要完成任务。”
专机飞行途中，费尔多将自己构思的方案和盘托出：“当前空运的核心问题是效率低下，我们要从调度、起降、人员三个维度彻底革新。”他指着地图上的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首先，将现有飞行机组的‘三班倒’改为‘四班倒’，确保运输机24小时不间断起降；其次，实施‘单一降落通道’制度，每架飞机只有一次降落机会，若无法成功，必须立即返航重新排队，避免空中拥堵；最后，机组人员抵达柏林后不得下机，吃喝拉撒全在机舱内解决，减少地面停留时间。”
作为空运领域的专家，特纳听完眼睛一亮，当即补充道：“还需要划定专属空运航线，与苏联协商明确空中分界线，避免擦枪走火；同时，将物资分类装载，粮食、药品等紧急物资优先运输，采用‘快速装卸’流程，地面人员提前待命，飞机落地后10分钟内完成卸货与装货。”两人越聊越投机，一套完整的空运方案在万米高空逐渐成型。
当专机降落在慕尼黑美军基地时，驻欧美军空军司令杜立特上将与陆军司令克莱上将早已在停机坪等候。看到费尔多与特纳一同走下飞机，克莱快步上前，紧紧握住费尔多的手：“老朋友，你可算来了，西柏林快撑不住了。”
“放心，物资马上就到。”费尔多语气坚定，随即宣布两项紧急命令：“第一，从美国本土和亚洲战区抽调300架C-54运输机，48小时内集结完毕，后续根据需求随时增派；第二，成立柏林空运指挥部，由特纳少将担任总指挥，全权负责空运事宜，所有驻欧美军单位必须全力配合。”
当晚的紧急会议上，特纳少将向克莱、杜立特等人详细介绍了空运方案。当听到“四班倒”“不下机”“快速装卸”等具体措施时，杜立特忍不住赞叹：“这才是专业的做法，之前我们的调度简直是一团乱麻。”克莱也松了口气，他最担心的“物资断供”问题，终于看到了解决的希望。
方案很快付诸实施。10月28日清晨，第一架执行新方案的C-54运输机从慕尼黑起飞，沿着划定的航线直奔柏林滕珀尔霍夫机场。地面上，提前集结的装卸部队严阵以待，飞机落地后，早已备好的叉车迅速靠近机舱，10分钟内就完成了粮食卸货与返程邮件装载。当天傍晚，空运指挥部传来数据：单日运抵柏林的物资突破3000吨，是此前最高纪录的3倍。
随着越来越多的C-54运输机加入，柏林空运的规模不断扩大。天空中，美军运输机以每分钟一架的频率起降，形成了一条连接西柏林与西方世界的“空中生命线”。斯大林没想到，美国空军竟能创造如此惊人的空运效率，原本以为“最多撑一个月”的西柏林，在战略空运的支撑下，逐渐稳住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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