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回来一个月后，陈阳收到了东京地方法院的传票——山田一郎把他告了，罪名是“商业诽谤和损害商誉”，索赔一百万美元。
传票是孙晓峰从省城传真过来的，还附了山田商社的起诉书副本。起诉书写得洋洋洒洒，说陈阳在日本的“公开检验会”上散布不实言论，导致山田商社损失了大量客户，股价暴跌，要求陈阳赔偿经济损失并公开道歉。
陈阳看着起诉书，气笑了。贼喊捉贼，倒打一耙，山田一郎这招够绝。
“阳哥，怎么办？”孙晓峰在电话里急道，“这次是在日本打官司，咱们人生地不熟的，怎么跟人家斗？”
“别慌，”陈阳说，“山田这是狗急跳墙了。他自首后，高丽参社那边肯定不放过他，他这是想转移视线，顺便敲咱们一笔。”
“那咱们应诉吗？”
“应！为什么不应？”陈阳说，“正好借这个机会，把高丽参社的勾当全抖出来。晓峰，你帮我联系王参赞，就说我需要使馆协助。还有，把合作社所有的皮毛质检报告、出口记录都准备好，咱们要跟山田打一场硬仗。”
挂掉电话，陈阳坐在办公室里沉思。这场官司不简单，不是普通的商业纠纷，背后牵扯到韩国黑商社、日本黑社会，甚至可能还有跨国犯罪集团。但他必须打，而且要打赢——这不仅关系到合作社的利益，更关系到中国企业在海外的声誉。
韩新月听说又要打官司，而且是去日本打，担心得不行：“阳子，能不能不去？让使馆帮忙处理不行吗？”
“不行，”陈阳摇头，“这场官司我必须亲自去。山田告的是我个人，我要是不去，就等于认输了。新月，你放心，这次我准备充分，不会有事。”
“那你答应我，一定要小心。山田那种人，输了官司可能会狗急跳墙。”
“我知道。”
三天后，陈阳再次登上飞往东京的飞机。这次他带了四个人——周小军当翻译兼保镖，合作社的法律顾问老赵，还有省外贸公司的两个法务专家。一行五人，阵容强大。
飞机上，老赵看着起诉书，眉头紧皱：“陈总，这场官司不好打。山田商社在日本经营多年，人脉很广。而且他们请的律师是东京有名的‘鬼才律师’佐佐木，这个人擅长打商业官司，胜率很高。”
“再厉害的律师，也得讲证据。”陈阳说，“咱们手里有山田自首的录音，有他跟高丽参社的转账记录，这些还不够吗？”
“够是够，但日本的法律程序很复杂，证据要经过严格认证。而且……”老赵犹豫了一下，“我听说，佐佐木跟山口组有关系。如果山田动用黑社会力量，咱们可能会有危险。”
陈阳心里一沉。他想起在日本时听说的，高丽参社跟山口组有勾结。如果山田也跟山口组有关系，那这场官司就不光是法律战了。
“小军，到了东京后，你负责安保。”陈阳说，“咱们住使馆安排的酒店，出门必须有两人以上同行。特别是晚上，不要单独行动。”
“明白。”
飞机抵达东京，王参赞亲自来接机。这次他们住进了中国大使馆的招待所，安全有保障。
“陈先生，情况有变化。”一见面，王参赞就严肃地说，“我们收到消息，山口组可能介入这场官司。山田一郎的哥哥山田次郎，是山口组一个小头目。他放出话来，要给他弟弟出气。”
果然！陈阳深吸一口气：“王参赞，那咱们该怎么办？”
“我已经向国内汇报了，公安部正在联系国际刑警组织，监控山口组的动向。”王参赞说，“但官司还得打。明天上午第一次开庭，你们做好准备。”
第二天上午九点，东京地方法院。陈阳一行人到达时，法院门口已经围满了记者——中日韩三国的媒体都来了。这场官司因为涉及到跨国商业纠纷和黑社会传闻，成了新闻热点。
山田一郎也到了，穿着黑色西装，表情阴沉。他身边站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矮胖，秃顶，眼睛很小但很锐利——这就是“鬼才律师”佐佐木。
法庭上，佐佐木先发言。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声音洪亮，气势十足：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山田一郎先生，是日本着名的皮毛商人，经营山田商社二十年，信誉卓着。但被告陈阳，一个中国来的乡下人，为了打击竞争对手，在日本散布谣言，诬陷我的当事人商业欺诈，导致山田商社损失惨重。这是典型的商业诽谤，必须严惩！”
翻译把话翻给陈阳听。陈阳冷笑，这个佐佐木，一上来就搞人身攻击，说他是“乡下人”。
轮到陈阳的律师团发言。老赵站起来，用日语陈述——他在日本留过学，日语很好：
“法官大人，我的当事人陈阳先生，是中国兴安岭狩猎合作社的负责人。合作社与山田商社有多年的合作关系。今年三月，山田商社诬陷合作社的皮毛以次充好，要求赔偿五十万美元。陈阳先生为了证明清白，在日本举办了公开检验会，用事实证明合作社的皮毛质量优良。这根本不是诽谤，而是正当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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