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七年的冬天，来得比往年更猛一些。
十一月中旬，大兴安岭的气温就降到了零下三十多度。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割，鼻毛都冻成了冰碴子，呼出的白气在眉毛和睫毛上结了一层白霜。林场的烟囱冒着浓烟，家家户户都把炕烧得滚烫，窗户上蒙着厚厚的霜花，院子里堆着小山似的柴火垛。
王西川站在保卫部的院子里，看着漫天飞舞的大雪，眉头拧成了疙瘩。
“老白，这雪下得不对劲。”他对身边的白景山说，“雪越大，山里那些偷猎的就越猖狂。野兽的脚印被雪盖住了，他们好下手。”
白景山点点头，呵出一口白气，那白气在空中凝成一团，久久不散：“你说得对。往年这种天气，偷猎的最多。雪地里追踪容易，他们顺着狍子、野猪的脚印就能找到兽群，一打一个准。”
“咱们得练。”王西川从墙上取下猎枪，枪管在晨光中闪着幽蓝的光，“光靠在屋里开会没用，得进山。”
白景山愣了一下，眼睛瞪得溜圆：“进山？这种天气？零下三十多度，进山不是闹着玩的，冻伤了咋整？”
“冻伤了也比被人偷了强。”王西川把猎枪背在肩上，声音不大但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保卫部的人，不能光会在屋里烤火。走，进山。”
白景山看着他那张没有表情的脸，知道劝不动，叹了口气，转身去招呼人。
保卫部现在有十五个人——王西川、白景山、小赵、梁满仓、钱胖子，还有十个今年新招的年轻人，都是林场子弟，最大的二十二，最小的才十八。这些年轻人底子不错，但经验不足，没进过深山，没见过真正的野兽，更没跟偷猎的交过手。
王西川把他们集合在院子里，扫了一眼。
十五个人，十五匹马，十五条枪，还有六条猎犬——王西川的大青，白景山的大黄，小赵的小黑，梁满仓的花花，还有两条新来的狗，一条黑的叫黑子，一条黄的叫阿黄，都是林场的土狗，体格不大，但机灵得很。
“今天进山训练。”王西川的声音不大，但在寒风中每个字都清清楚楚，“训练内容——雪地追踪、骑马穿林、实弹射击。”
年轻人们跃跃欲试，脸上带着兴奋的红晕。他们在林场长大，都骑过马，也都打过枪，但从来没有在零下三十多度的天气里进过深山。他们不知道那意味着什么——那是能冻掉耳朵的寒冷，是能让人迷路的白茫茫一片，是一步走错就可能再也回不来的危险。
梁满仓抱着他的猎枪——一支老式步枪，枪托上缠着布条——笑嘻嘻地说：“王科长，我准备好了，啥时候出发？”
王西川看了看他，又看了看其他人：“现在。”
十五个人翻身上马，跟着王西川出了林场的大门。
大雪纷飞，天地之间白茫茫一片，分不清哪里是路，哪里是沟。马蹄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留下一串深深的蹄印。寒风从北边刮来，裹着雪花打在脸上，生疼。
王西川骑在最前面，枣红马在雪地里走得稳当。大青跑在他前面，鼻子贴着地，时不时停下来嗅一嗅，然后继续往前跑。
走了大约一个时辰，到了一处山沟的入口。王西川勒住马，翻身下来，蹲在地上，扒开表面的一层新雪，露出下面的旧雪。旧雪上有一串脚印，不太清晰，但还能辨认得出来。
“过来看。”王西川招呼年轻人们，“这是狍子的脚印，昨天晚上的。你们看，脚印的方向是往山沟里去的，说明狍子群进沟里找吃的了。”
年轻人们围过来，蹲在地上看那串脚印。有的看得仔细，有的看得漫不经心，有的东张西望。
王西川指着一个叫小刘的年轻人：“小刘，你说，这串脚印，有多少只狍子？”
叫小刘的是个刚满二十的小伙子，脸红扑扑的，戴着一顶雷锋帽，帽耳朵支棱着。他凑近了看了一会儿，支支吾吾地说：“五六只？”
王西川摇了摇头，声音里带着一丝失望：“你再看看。”
小刘又看了一会儿，还是一脸茫然。
王西川指着脚印耐心地解释：“你们看，大的脚印是公狍子的，小的是母狍子的，最小的那些是幼崽的。公狍子的脚印间距大，说明它走在最前面领路。母狍子的脚印间距小，后面跟着幼崽。有的脚印重叠了，需要仔细分辨。我数过了，公的一只，母的三只，幼崽两只，一共六只。”
年轻人们都愣住了，脸上露出不同程度的惊讶。
白景山在旁边笑了：“你们啊，跟着王科长好好学。这些本事，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
王西川站起来，拍拍手上的雪，翻身上马：“继续走。”
进了山沟，路更难走了。积雪越来越深，有的地方没过了马腿，马走得很吃力，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王西川让大家下了马，牵着马走。他走在最前面，大青跟在他身边，鼻子贴着地，不停地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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