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的来说，“宠妾灭妻”在古代社会并非普遍现象，而是一种引人注目的、高风险的“丑闻”和“违法行为”。它的发生频率与男性的权力、社会地位直接相关。
以下是详细的分解分析：
1. 礼法与法律的严格规定：妻妾界限分明
在古代宗法制度下，妻与妾有着天壤之别，法律和礼教竭尽全力维护这种区别，以保障家庭和社会的稳定。
· 地位悬殊： 妻是“娶”进来的，明媒正娶，与丈夫“合二姓之好”，地位与丈夫对等。妾是“纳”进来的，相当于高级奴婢，地位低下。妻子是“主母”，妾室在礼法上要视妻为“女君”。
· 家族认同： 只有妻子的孩子是“嫡出”，拥有绝对的继承优先权。妾生的孩子是“庶出”，在宗法上要认正妻为母，对自己的生母只能叫“姨娘”。
· 法律保障：
· 唐宋明清律法 均有明确规定，以妾为妻、宠妾压妻是犯罪行为。
· 例如，《唐律疏议》规定：“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以妾及客女为妻，以婢为妾者，徒一年半。各还正之。”
· 明清律法也有类似条文，一旦被告发，丈夫要受到杖刑，并且妻妾名分必须恢复。
所以，从制度和法律层面看，“宠妾”可以，但“灭妻”是绝对不被允许的。
2. “宠妾灭妻”的发生场景与动因
尽管有严苛的法律，但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主要发生在以下情况：
· 男性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 最典型的例子是帝王家。皇帝是最高立法者，不受普通法律约束。历史上“废后立宠妃”的例子屡见不鲜（如汉武帝废陈阿娇立卫子夫，唐高宗废王皇后立武则天，明宪宗极度宠爱万贵妃）。在高层官僚和贵族家庭中，男主人如果权势熏天，也更容易挑战礼法。
· 妻子家族失势： 婚姻是家族联盟。如果妻子的娘家政治倒台或家道中落，而丈夫又恰好极度宠爱某个妾室，那么他“灭妻”（如休妻、冷落至死）的阻力和代价就会小很多。
· 妾室手段高超且深受宠爱： 一些妾室凭借美貌、才华和心计，能够牢牢抓住丈夫的心，并不断吹“枕边风”，诋毁正妻，最终促使丈夫做出废长立幼、宠妾压妻的行为。
· 正妻无子且妾室有子： 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宗法社会，正妻若无子，地位就非常危险。如果妾室生下唯一的儿子，母凭子贵，其地位会急剧上升，可能导致事实上的“宠妾灭妻”。
3. 普遍性与占比评估
虽然无法量化，但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 在平民阶层，极为罕见。
· 普通平民家庭经济能力有限，纳妾本身就很少见。
· 他们的生活更贴近礼法规范，社会舆论和监督压力更大。
· 妻子的劳动价值（织布、持家）对家庭至关重要，休妻再娶或宠妾灭妻的成本太高。
· 在士大夫与富裕阶层，是低概率但高关注度的“风险”。
· 这是“宠妾灭妻”现象发生的主要温床。他们有纳妾的经济能力和权力。
· 然而，绝大多数士大夫家庭依然会竭力维持表面上的礼法。因为这种行为会严重损害他们的社会声誉，影响仕途，并引发家族内乱。
· 一旦发生，通常会成为士林清议攻击的靶子，被记录在史书、笔记小说中，正是因为其“非常规”和“骇人听闻”。
· 在皇室与顶级权贵阶层，相对更常见。
· 这是礼法约束最薄弱、个人权力最膨胀的领域。在这里，“宠妾灭妻”更多是政治斗争的一部分。
一个形象的比喻： “宠妾灭妻”在古代社会，就像今天一个大型上市公司董事长，公然违反《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要把一个普通员工提拔为CEO，并把原CEO逼走。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一旦发生就是轰动性的大新闻，但它绝不是商业社会的普遍运作模式。
结论
“宠妾灭妻”并非古代婚姻的普遍常态，而是存在于权力顶层的、一种对主流礼法和制度的破坏性例外。
· 从数量上看，它绝对是少数。
· 从影响力上看，因为它冲击了社会最核心的宗法秩序，所以每一次发生都会被大肆记录和渲染，给后人造成了“似乎很常见”的印象。
这恰恰反映了古代社会的内在张力：一方面，它用严密的礼法构建秩序；另一方面，不受约束的人性（尤其是权力）又在不断试图冲破这种秩序。
古代三妻四妾常见吗？
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误解。准确的答案是：“三妻四妾”在古代并不普遍，它只是一个形容男子妻妾众多的成语，而非真实的法律制度。
中国古代主流的婚姻制度是 “一夫一妻多妾制” 。这种制度有严格的法律和礼法规定，其核心特点和社会现实如下：
一、严格的等级结构：妻与妾的天壤之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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