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续的高强度战斗，如同反复锻打的铁锤，不仅消耗着生命，也磨损着钢铁般的意志。日军退去后的阵地，除了此起彼伏的伤员呻吟和卫生兵、战友们疲惫的抢救声，更多了一种死寂般的沉默。人们机械地执行着任务——加固工事，搜集弹药，收敛遗体——但眼神大多空洞，仿佛灵魂的一部分已经随着硝烟飘散，或留在了那片浸透鲜血的土地上。
我们连的残部被撤下了最前沿的一线阵地，换防到后方一道相对完整、作为预备队的二线战壕休整。说是休整，其实不过是暂时离开了直面敌军冲锋的锋线，依旧处于敌方炮火的有效射程之内。但这一点点空间的转换，对于神经紧绷到极限的士兵来说，已是难得的喘息。
二线战壕的条件比一线稍好，至少有一些相对坚固、用圆木和覆土构建的掩蔽部，可以躲避冷炮和恶劣天气。我们班——如果还能称之为班的话，算上轻伤员，只剩下七个人——分到了一个狭小的掩蔽部。里面潮湿、阴暗，弥漫着霉味和汗臭，但至少能让我们暂时卸下紧绷的盔甲，处理伤口，吃上一口相对安稳的食物。
李老蔫成了我们这群人里军衔最高、经验最丰富的，自然而然地担负起了临时指挥的责任。他清点了我们剩余的装备和弹药：几杆老旧的步枪，子弹所剩无几；二蛋那挺宝贝捷克式机枪，枪管磨损严重，备用零件和弹药更是捉襟见肘；手榴弹倒是还剩下一些，算是我们最“富裕”的武器。
“都检查一下自己的家伙什儿，该修的修，该擦的擦。”李老蔫的声音依旧嘶哑，但带着一种老兵特有的沉稳，“鬼子给了咱们喘气的功夫，可不会让咱们歇太久。”
我们默默地执行着命令。二蛋小心翼翼地拆卸着他的机枪，用能找到的少许枪油和破布，仔细擦拭着每一个零件，眼神专注，仿佛在对待一件珍贵的艺术品。这挺机枪，几乎成了他此刻唯一的精神寄托和力量的延伸。
万全则拿出他那个宝贝小本子和铅笔头，借着掩蔽部入口透进来的微弱光线，快速地记录着什么。他在统计剩余人数、装备情况，也在勾画着简陋的阵地草图，标注着可能的火力点和薄弱环节。他的冷静和条理，在这种混乱和疲惫的环境中，显得格外突出。
我靠坐在冰冷的土墙上，慢慢咀嚼着分发的干粮，一股难以言喻的疲惫感从骨髓深处弥漫开来。身体的伤痛尚且可以忍受，但精神上的那种沉重和撕裂感，却挥之不去。我下意识地摸了摸一直贴身藏着的二胡，琴身冰凉的触感让我稍微清醒了一些。我把它拿出来，没有拉响，只是用一块相对干净的布，轻轻擦拭着琴筒和琴杆上的灰尘。这个动作，像是一种仪式，试图擦去沾染上的硝烟与血腥，找回一点点属于“黄大山”而非“士兵3675号”的自我。
然而，手指抚过琴弦，脑海中却不合时宜地再次响起战场上的声音——炮弹的呼啸，机枪的嘶吼，手榴弹的爆炸，还有……赵班长最后的呐喊。这些声音扭曲、混杂，冲击着我试图构筑的内心堤坝。我猛地停下动作，将二胡紧紧抱在怀里，仿佛它能给我一些对抗这无边噩梦的力量。
“大山，你那弦子……还能响吗？”李老蔫忽然问道，他的目光落在我怀里的二胡上，眼神里没有嘲讽，只有一丝淡淡的、难以捉摸的情绪。
我愣了一下，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能响……但……”
“找个机会，拉一段吧。”李老蔫打断了我，声音低沉，“给兄弟们……静静心。”
我有些愕然地看着他，又看了看周围。二蛋停下了擦拭机枪的动作，也看了过来；万全也抬起了头。他们的眼神里，没有反对，甚至隐隐带着一丝……期待？在这朝不保夕的炼狱里，一点来自遥远和平世界的声音，或许真的能带来片刻的慰藉。
我沉默了片刻，终于点了点头。
就在这时，掩蔽部外传来脚步声，连部的新任传令兵（原来的那个已经牺牲了）猫着腰钻了进来。
“李老蔫！副连长命令，所有还能行动的班长、副班长，还有……邓万全，立刻去连部开会！”传令兵的声音带着急促。
李老蔫立刻站起身，万全也合上了本子。两人对视一眼，眼神中都透露出凝重。这个时候开会，必然有重要的命令或情况通报。
他们离开后，掩蔽部里只剩下我、二蛋和其他几个士兵。气氛再次变得沉闷。
“开会……又要让我们去填哪个窟窿？”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老兵嘟囔着，语气里充满了悲观。
二蛋没说话，只是继续擦拭着机枪，但动作明显带上了烦躁。
我没有参与讨论，心里也充满了不安。短暂的喘息即将结束，下一个抉择，或许关乎我们所有人的生死。
大约半个小时后，李老蔫和万全回来了。两人的脸色都异常严肃。
“都听着，”李老蔫扫视着我们仅存的七个人，声音沉重，“情况有变。鬼子在主攻方向受挫，损失也不小，暂时停止了大规模进攻。但团部判断，他们很可能改变策略，加强对我们后方补给线的骚扰和切断，同时用小股部队不断袭扰、消耗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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