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暂的喘息，如同紧绷弓弦上那片刻的松弛，为下一次更猛烈的张弓积蓄着力量。运输队带来的补给，像新鲜的血液，注入了我们这支几近枯竭的残部，让濒死的躯体重新焕发出些许活力。阵地上，士兵们不再只是麻木地等待死亡，而是开始认真地保养枪械，清点弹药，修补工事，眼神里多了几分专注，少了几分绝望。
李老蔫被正式任命为代理排长，负责指挥我们这群由原三连残部和其他几个被打散单位士兵拼凑起来的、约莫四十多人的队伍。番号暂时定为“暂编第一突击排”，听起来唬人，实则是一群伤痕累累的困兽。他变得更加沉默，但也更加忙碌，整日里带着几个稍微机灵点的兵，熟悉新补充人员的情况，重新规划防御部署，将有限的人力物力用在刀刃上。
我的二胡，在经历了那晚不成调的“演奏”后，似乎获得了一种奇特的“合法性”。李老蔫默许了它在非战斗时间的存在。偶尔，在夜幕降临、炮声暂歇的间隙，我会找个僻静角落，拉上一小段。依旧是那些混杂着战场记忆和复杂情绪的旋律，不成章法，却仿佛能抚平一些躁动不安的灵魂。那个叫小山子的新兵（他侥幸在那晚的防御战中活了下来），成了我最忠实的听众，他总是默默地坐在不远处，抱着膝盖，听着琴声，眼神望向黑暗的远方，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平静的日子并没有持续太久。几天后的一个下午，连部传来命令，要求各排排长和所有班长（尽管很多班已经名存实亡）去营部开会。李老蔫带着我们排里仅存的另外两个老兵（勉强算是班长）去了。
他们回来时，脸色都异常凝重。
“都听着，”李老蔫站在我们面前，声音低沉，“接到命令，部队要重新整编，准备应对鬼子下一步的进攻。我们暂编排，划归新成立的‘敢死营’指挥。”
“敢死营？”底下响起一阵压抑的骚动。这个名字，本身就带着一股不祥的气息。
“不是让你们去送死！”李老蔫提高了音量，压制住议论，“营长说了，敢死，是要有敢死的精神和本事！是要在关键时刻，能顶上去，能撕开鬼子防线的尖刀！不是炮灰！”
他环视着我们这些大多面带菜色、伤痕累累的士兵，继续道：“营里会给我们补充一部分兵员和装备，加强训练。以后，咱们就是主力突击部队了！”
这个消息像一块巨石投入水中，激起了千层浪。成为主力突击部队，意味着更好的装备，或许还有更多的补给，但也意味着更危险的任务，更高的伤亡率。是机遇，更是巨大的挑战。
“另外，”李老蔫顿了顿，脸上露出一丝复杂的神色，“营部派来了新的指导员，负责……思想工作和生活管理。人已经到了连部，马上就来我们排。”
指导员？这个陌生的称谓让我们面面相觑。以前只有连长、排长、班长，打仗就是了，还有什么“思想工作”？
没过多久，一个穿着略显宽大、但浆洗得还算干净的军装，戴着眼镜，年纪约莫二十五六岁的年轻人，在传令兵的带领下，来到了我们的阵地。他看起来斯斯文文，皮肤白皙，与周围这群蓬头垢面、浑身硝烟味的士兵格格不入。
“同志们好！”他站在我们面前，努力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洪亮有力，但依旧带着一丝知识分子的腔调，“我叫王书桓，是团政治处派到敢死营一连的指导员，今后就和大家一起战斗、生活了！”
“同志们”这个称呼，让我们感到有些新奇，也有些别扭。
王指导员推了推眼镜，开始讲话。他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军民鱼水情，讲军队纪律的重要性……这些话，有些我们在宣传标语上见过，有些听起来很新鲜。他的口才很好，引经据典，情绪饱满。
但底下士兵的反应却各不相同。有些人，像小山子那样的新兵，听得眼神发亮，仿佛找到了精神支柱；有些老兵，则面无表情，眼神里带着审视和怀疑，他们更相信手里的枪和身边的兄弟；还有几个兵痞子模样的，在下面挤眉弄眼，显然没把这年轻指导员当回事。
“……我们不仅要英勇杀敌，更要明白为何而战！是为了千千万万受苦受难的同胞，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王指导员挥舞着手臂，情绪激昂。
“指导员，”一个脸上带着刀疤的老兵突然打断了他，声音沙哑，“大道理俺们不懂。俺就知道，鬼子杀了俺爹娘，占了俺家地，俺当兵，就是来报仇的！谁给俺枪，让俺杀鬼子，俺就听谁的！”
王指导员愣了一下，似乎没料到会被这么直接地打断，他扶了扶眼镜，很快调整过来：“这位同志说的对！报仇雪恨，也是我们战斗的动力之一！但我们要把个人的仇恨，融入到国家民族的解放事业中去，这样才能……”
他的话又被一阵由远及近的炮火轰鸣声打断。日军开始了例行的炮击骚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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