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老的手指又在桌面上点了点，似乎在斟酌词句：“性子刚直，宁折不弯。说话办事，直来直去，眼里揉不得沙子。这性子啊，当官？怕是容易得罪人，不是那条道上的料。去给私人老板做事，凭本事吃饭，倒是能顺风顺水，三十岁上下，就能立住脚，小有成就。”
奶奶连连点头，又关切地问：“那……往后还有啥要紧的坎儿不？”
这一次，陈老沉默的时间更长了。他那张被墨镜遮挡的脸上，似乎也掠过一丝凝重。他缓缓摇头，声音低沉了几分：“命盘走到二十七岁上，有个大岔口。一条路，沿着命里铺好的道儿一直走下去，富贵安稳跑不了。可另一条路……” 他微微仰起头，仿佛在“看”向某个虚无的远方，语气带着一丝难以捉摸的飘忽和敬畏，“……要是他选了那条道，这命格就……就变了。天机难测，人算终究不如天算。那条路通向何方，老头子我这点道行，看不透，参不破喽。”
彼时我年纪尚小，那些“五行”、“文昌”、“华盖”如同天书，只留下一个模糊的印象。唯有那个清晰的数字——“二十七岁”——像一枚冰冷的钉子，悄然钉进了我懵懂的记忆深处。许多年后，当我真的站在二十七岁的人生十字路口，面临那个足以颠覆一切的选择——正式拜入道门——时，陈老那沙哑的声音和讳莫如深的预言，才如同惊雷般在心底轰然炸响。
时间推移到我上初中时。东北大地的寒风里，裹挟着国企改制的巨大阵痛。父母所在的国营单位也未能幸免，被卷入了这场时代的浪潮。他们保留了职级和未来的退休待遇，却失去了稳定的工资，拿着微薄的“买断工龄”钱，被迫下海谋生。那段日子，空气里都弥漫着下岗的迷茫和求生的坚韧，是许多东北孩子记忆里难以磨灭的背景色。
父亲凭着胆识和闯劲，一头扎进了粮食流通的行当。这活儿辛苦，需要常年奔波于偏远的乡村，收购、联系、运输，一去往往就是十天半月。
我刚升入高中的那个秋天，父亲一行人去了一个更偏远的山区收粮。按照惯例，到了哪个村子，就在村干部家里吃住。那一次，同行的人比往常多，村长家的土炕挤得满满当当，连打地铺的空间都局促不堪。
村长是个实在人，搓着手，满脸歉意：“实在对不住各位，家里就这条件了。挤挤凑合一晚？要是不讲究……村里倒是有间空房，就是……就是不太干净。” 他压低了声音，眼神里带着乡间特有的忌讳，“那家以前的主人……在屋里上了吊……后来家里人搬走的搬走，没的没，房子就归了村里。空了好些年头了，平时锁着。你们要是……不忌讳，倒是能凑合住一宿。”
话音刚落，同行的人脸色都变了，纷纷摆手：“算了算了，挤挤就挤挤吧！”“对对，人多热闹！”“那地方……还是别去了。”
父亲素来胆大，加上连日奔波疲惫不堪，实在不想再跟一群人挤在狭小的空间里。他皱了皱眉，大手一挥：“怕什么！活人还能让死人吓着？不就是个空房子么！给我钥匙，我去那儿睡！宽敞！” 语气里带着一股子东北汉子的倔强和不耐烦。
村长见他坚持，叹了口气，从腰间解下一把生锈的铜钥匙递给他，又抱来一床厚实的棉被。
父亲抱着被子，在众人混合着同情和“你自求多福”的目光中，独自走向村尾那栋孤零零的老屋。
夜色如墨，山风呜咽。老屋的门轴发出刺耳的“吱呀”声，在寂静的夜里格外瘆人。屋内弥漫着一股浓重的尘土和霉味，月光透过破旧的窗棂，在地上投下斑驳诡异的光影。父亲借着月光打量了一下：屋子倒还宽敞，土炕上铺着破旧的草席，角落里，一个蒙着厚厚灰尘的落地老式座钟，像一尊沉默的黑色墓碑，静静地立在那里。他也没多想，抖开被子，铺在炕上，倒头便睡。白日里的劳累和几杯驱寒的烧酒，让他很快沉入梦乡。
不知睡了多久，一阵沉闷、悠长、如同丧钟般的“铛——铛——铛……”声，将他从沉睡中猛地拽醒！整整十二下！是那个老座钟在报午夜子时！
父亲被这突兀的巨响惊得心脏狂跳，睡意全无，烦躁地翻了个身，嘴里嘟囔着骂了一句。就在他翻身面朝炕里，眼皮刚刚合拢又下意识睁开的刹那——
他浑身的血液仿佛瞬间冻结了！
炕沿边上，不知何时，站着一个“人”！
一个穿着鲜红如血衣服的女人！那红色在惨淡的月光下，刺眼得令人心悸！她披头散发，长长的、湿漉漉的黑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只能看到一张惨白得没有一丝血色的下巴。她的脖子以一种极其怪异的角度歪斜着，上面赫然缠绕着一圈粗粝的麻绳！最恐怖的是她垂在身侧的手，那指甲又长又尖，泛着青黑的光泽，像野兽的利爪！
她低着头，那被乱发遮挡的“脸”，正“盯”着炕上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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