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北安方向开着，铁柱把脸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呼出的白气在玻璃上晕开一小片模糊。这是他第一次坐火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过道上、座位底下都塞满了人和行李。汗臭味、脚臭味和劣质旱烟味混在一起，熏得人眼睛发酸。
对面坐着个穿军装的小伙子，看样子不到二十岁，正啃着白面馒头，渣子掉了一身。那馒头真白啊，铁柱想起去年过年时，娘用最后一点白面蒸的那个馒头，只有拳头大，一家人分着吃了。他下意识地咽了口唾沫，肚子不争气地“咕噜”叫了一声。他摸了摸兜里，那两块钱被手汗浸得有些发软，这是临行前王麻子偷偷塞给他的路费。老头儿什么也没说，只是用力捏了捏他的肩膀，就像去年爹被带走前那样。
“去哪？”当兵的注意到他，随口问道。
“北安。”铁柱的声音有些干涩。
“探亲？”
铁柱点点头，又摇摇头：“找我妹。”他不想多说，出门前娘反复叮嘱，逢人只说三分话，就像爹当年那样。
当兵的打量了他几眼，没再问，却把手里的馒头掰了半个递过来：“吃吧，半道上买的，凉了。”
铁柱愣了一下，犹豫着接过来。馒头确实凉了，有点硬，但麦香味很浓。他小口小口地啃，生怕掉一点渣。这是他有记忆以来，吃过的最好的东西，比去年过年那个还要香。
北安比想象中还要冷。风像裹着冰碴子，直往骨头缝里钻。铁柱走出简陋的车站，站在陌生的街头，一时不知该往哪走。福利院在城郊，他一路打听着，走了将近三个小时。脚上的棉鞋早就湿透了，每走一步都发出“咯吱”声，脚趾冻得麻木失去知觉——这双鞋还是去年冬天爹在的时候给他买的，现在已经快穿破了。
福利院的大门是生锈的铁栅栏，上面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北安市儿童福利院”。由于长时间的风吹日晒，牌子上的油漆已经开始剥落，显得有些破旧。门口的传达室里，一个看门的老头儿正裹着军大衣打盹儿。铁柱悄悄从半掩的侧门溜了进去，动作轻得像去年和满仓一起偷进李富贵家时那样。
院子里空荡荡的，积着未化的残雪，只有几个面黄肌瘦的孩子在玩跳房子，动作迟缓，没什么声响。铁柱一个个仔细看过去，心一点点沉下去——没有小妹。那些孩子也都穿着不合身的、打补丁的旧衣服，眼神怯生生的，和小妹照片上的样子有点像，但都不是她。
“找谁？”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
铁柱吓了一跳，猛地回头。是个四十多岁的阿姨，穿着洗得发白的白大褂，眼镜片厚得像瓶底，眼神从镜片后面审视着他。
“我找陈招娣，”铁柱赶紧说，“去年冬天，大概是十二月底送来的。”
阿姨不紧不慢地从白大褂口袋里掏出一个硬皮本子，那本子看上去有些年头了，封面已经微微泛黄，边角处也磨损得厉害。她打开本子，手指在名单上缓缓滑动。
“陈招娣……”阿姨念到这个名字时停顿了一下，“哦，有印象，那个挺倔的小丫头。”她翻过一页，“转走了。”
“转走了？”铁柱的心猛地一抽，“转去哪了？”
“不知道。”阿姨合上本子，语气平淡，“上个月有批孩子，说是送去南方了，那边条件好。”她看了看铁柱煞白的脸，又补充了一句，“统一安排的，具体去向不归我们管。”
铁柱的腿突然软了，差点瘫坐在冰冷的地上。南方？那是一个他完全无法想象的遥远地方。小妹这一去，恐怕今生再也难见了，就像去年走的爹一样。
在夜幕降临之前，铁柱依靠着四处打听，终于找到了那片劳改农场。从远处眺望过去，这片农场被严密铁丝网包围着，里面零零散散地矗立着几排低矮的平房。那些平房的烟囱里，不时冒出几缕若有若无的烟雾。农场的大门口，有两名手持枪械的哨兵站立着，手中的枪刺在暮色中闪烁着寒光。
铁柱不敢靠近，绕着农场走了一大圈，最终摸到了农场的后墙根下。这里有一条狭窄的排水沟，沟里的污水散发着阵阵馊臭的气味。饥渴交加，铁柱蹲在沟边，看着里面飘着的烂菜叶和剩饭残渣。他咬咬牙，伸手捞起半块被水泡得发胀的窝头，闭着眼塞进嘴里，一股酸涩霉烂的味道直冲喉咙。正艰难地吞咽着，突然听见墙里有人说话：
“……那批孩子送走前，张大山那老小子特意挑了几个机灵的留下……”一个粗哑的声音说。
铁柱的耳朵立刻竖了起来，屏住呼吸，把身子紧紧贴在冰冷的墙上。
“……说是送去哈尔滨的福利院，其实是送去……”声音突然压低了，“……当童工……那边矿上缺人手，小崽子手脚麻利，好管……”
铁柱的心跳得像打鼓。张大山？不就是满仓他舅吗？他猛地想起满仓帽子里那张纸条：“北岗子劳改农场 张大山收”。还有那张1月5日哈尔滨到北安的车票——满仓是不是早就知道小妹被转送的内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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