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农历正月初六，立春刚过，四水镇开了一次全镇动员大会。
地点在荒甸子新挖出的主干渠旁——这条渠被魏莱命名为“创业渠”，长三里，宽三米，深一米五，冻土融化后的雪水正顺着渠底缓缓流淌，流向更低洼的排水坑。
黑压压的人群站在渠岸上，风还冷，但阳光已经有了暖意。魏莱站在一个土台上，手里拿着一张纸——是周明远熬夜统计出来的数据。
“乡亲们！”他声音洪亮，“这个冬天，咱们干了三件大事！”
“第一，挖通了创业渠，两千亩荒甸子，能种了！”
人群里响起嗡嗡的议论声。很多人还不信那荒地真能长庄稼。
“第二，炼出了铁，打了新农具！”魏莱指向李铁柱手里的那把新铁锹——锃亮的铁头，光滑的木柄，“这样的锹，咱们有二十把！镐头十五把！镰刀十把！”
男人们眼睛亮了。好工具意味着省力，意味着能干更多活。
“第三，”魏莱顿了顿，“咱们挺过了冬天，没饿死人，没冻死人！”
这句话让很多人眼眶发热。往年冬天，总有几个体弱的老人熬不过去。今年，因为开荒队的工粮、陈伊伊的草药、魏莱的营养饼，全镇两千三百人，一个没少。
“但是！”魏莱提高声音，“好日子不是天上掉下来的！现在立春了，地要化冻了，咱们得干今年第一件、也是最大的一件事——春播！”
他展开手里的纸：“我让周文书统计了，全镇能用的熟地，四千五百亩。荒甸子新开的，两千亩。一共六千五百亩地！”
“种什么？怎么种？”魏莱看向马三炮，“马村长，你说说。”
马三炮被点名，有些紧张地走上土台：“按老规矩，苞米种三千亩，谷子一千五百亩，豆子一千亩，剩下五百亩种杂粮…”
“不够。”魏莱打断他，“老规矩是饿不死也吃不饱的规矩。今年，咱们得改改。”
人群安静下来。
“我的计划是：”魏莱拿出一根木炭，在地上画起来，“荒甸子的两千亩，全部种高产苞米——不是咱们本地的‘老来瘪’，是我托人从外地弄来的‘金皇后’种子！”
“金皇后？”马三炮愣住，“那是…美国种吧？听说产量高，但挑地，怕冷…”
“咱们的黑土地，肥力够。”魏莱说，“怕冷，就晚点种，等霜期过了。关键是要密植——以前一亩地两千株，咱们种三千株！”
下面炸开了锅。
“三千株？那不得挤死？”
“美国种？能行吗？”
“镇长，这可不是闹着玩的，种下去不长，一季就白费了！”
魏莱等议论声稍歇，继续说：“剩下的四千五百亩熟地，也要改。苞米、谷子套种豆子——苞米行间种豆，豆子固氮养地，还能收一季豆子。这叫‘间作套种’，一亩顶一亩半。”
这个概念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太新了。就连马三炮这样的老把式，也只是听说过，没试过。
“镇长，”王老根颤巍巍地问，“这么种…万一不成，今年可就…”
“我知道风险。”魏莱看向他，“王大爷，您种了一辈子地，您说，按老法子种，一亩苞米能打多少？”
“好年景…一百五十斤顶天了。”
“那如果新法子成了，一亩能打二百五十斤，甚至三百斤呢？”
人群倒吸一口凉气。三百斤？那得是做梦。
“我打个保票。”魏莱一字一句，“新法子种的地，如果产量不如老法子，差多少，镇里补多少！从我的工资里扣，扣完为止！”
这话太重了。镇长拿自己的饭碗担保。
李铁柱第一个站出来：“镇长敢担保，我就敢种！太平村那八百亩熟地，我全按新法子来！”
马三炮咬咬牙：“红旗屯…也跟！”
王老根咳嗽着：“靠山屯地少…试试。”
赵满仓闷声：“芦苇荡村…听镇长的。”
四个村长表了态，底下的人也就没了反对的底气。毕竟，镇长拿身家性命赌了。
“好！”魏莱趁热打铁，“从明天起，四个村分片包干！李村长，你带太平村的人，负责荒甸子东头八百亩，全种金皇后苞米！马村长，红旗屯负责西头八百亩，也是金皇后！王大爷，靠山屯负责熟地间作套种！赵村长，芦苇荡村负责育苗和后期管护！”
“工具、种子、肥料，镇里统一调配！张铁匠继续打农具，有多少打多少！陈医生组织妇女，准备春播期间的伙食和饮水！”
“春播时间，一个月！从明天算起，到二月初六，六千五百亩地，必须全部种完！”
“能不能做到？”
“能！”李铁柱吼。
“能！”越来越多的人跟着喊。
声音汇聚成一股热流，在刚刚解冻的黑土地上回荡。
魏莱看着那一张张被希望点燃的脸，心里却沉甸甸的。
他知道，1949年的春天，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靠天吃饭”的春天。从今年秋天开始，全国性的饥荒就会显露苗头，一直持续到195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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