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潮与暗流 ，1982年1月
1月的寒风，裹挟着长江口特有的咸湿与钢铁厂初具规模的硫磺铁锈味，像无数根冰冷的钢针，穿透了技术科那层糊着旧报纸也挡不住缝隙的木窗棂。办公室里的空气，凝固得如同混凝土初凝，沉重而压抑，混杂着劣质烟草、陈年图纸的霉味和一种无声的愤怒与疲惫。
考绿君子抱着厚厚一摞混铁车修理厂的图纸，推开门，冰冷的铁门把手冻得指尖生疼。图纸袋粗糙的牛皮纸表面，浸染着不知多少任经手人的汗渍油污，沉甸甸的，像抱着一座即将倾覆的小山。图纸袋上用粗黑的墨汁写着工程名称，那字迹力透纸背，仿佛带着某种不祥的预兆。
“嗬，回来了？”角落里传来一个声音，打破了死寂。程鼎理从他那张堆满外文资料的旧藤椅上站起来，动作有些迟缓，镜片后的眼睛带着熬夜的血丝，却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沉郁。他热情——或者说，是一种带着刻意压抑情绪的过度热情——地迎上来，不由分说从我怀里接过了图纸袋，那动作快得几乎有些急切。
图纸袋“噗”一声落在我的旧木桌上，扬起一小片微尘。
“是混铁车修理厂？”程鼎理的声音不高，手指却精准地抚过图纸袋上那几个粗黑的大字，指尖微微发白，仿佛在触摸一块烧红的烙铁。他的目光没有离开那行字，语气平平，却像冰层下暗涌的潜流。
“是的。”我搓了搓冻僵的手，呼出一口白气。他那份过于专注的凝视，让我心里咯噔一下。在图库那本落满灰尘、墨迹斑驳的借阅登记册上，我分明看到过“程鼎理”三个熟悉的签名，就在这个项目名下，日期就在不久前。
“混铁车修理厂的图纸……”我顿了顿，看着他那紧绷的下颌线，试探着问，“您……之前看过？”
程鼎理终于抬起了头，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地扫了我一眼，嘴角扯出一个极其短暂、近乎是嘲弄的弧度，随即又迅速拉平。“看过。”他吐出两个字，声音干涩得像砂纸摩擦。
“有什么问题吗？”我追问，心头那根弦绷得更紧。混铁车修理厂是宝钢一期配套的关键项目，容不得半点闪失。任何一个细微的差池，在成千上万吨钢铁运转的庞大系统里，都可能被无限放大，引发灾难性的连锁反应。
“呵……”程鼎理喉间发出一声短促的轻笑，带着浓重的川音，却毫无笑意。他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镜片反射着窗外铅灰色的天光，遮挡了他眼底真实的情绪。“我一个小技术员，能看出什么问题！”他语速突然加快，尾音微微上扬，带着一种刻意伪装的、近乎自轻自贱的轻佻，但每一个字都像淬了冰的钉子，狠狠砸在冰冷的水泥地上。
办公室里的空气骤然又下降了几度。几个原本低头画图的同事，笔尖在纸上划拉的声音也停了停，空气里只剩下墙壁上挂钟若有似无的呻吟。
程鼎理，四川成都人，与我年纪相仿。1966年，那个动荡年代的序幕拉开前，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毕业。本该是意气风发、投身建设的年华，却被卷入时代的洪流，毕业分配硬生生拖到了1968年，分配到SGS公司。
他是技术科公认的骨干，基础扎实，图纸在他眼里仿佛有生命。除了精通英语，他还利用一切碎片时间啃着日语教材，说是“向日本老师学习先进技术”。算算年头，从68年到现在，整整十四年！十四年的青春年华，十四年在图纸堆里摸爬滚打、解决过无数技术难题的岁月，换来一句自我嘲讽的“小技术员”？这绝不是自谦，这是积压了十四年、无处宣泄的愤懑和不甘酿成的苦酒！
“哟，聊什么呢，这么热闹？”办公室门被大大咧咧地推开，一股更凛冽的寒气涌了进来，伴随着一个带着浓重上海腔的声音。张顿会搓着手走了进来，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棉袄敞着怀，露出里面同样陈旧的毛衣。他一眼就看到了我桌上堆叠如山的图纸袋，目光定格在那醒目的“混铁车修理厂”几个字上，眉毛夸张地一挑，脸上瞬间堆起一种混合着看热闹和幸灾乐祸的笑容，“哈哈！混铁车修理厂！真转到你这儿来啦？！”那笑声在冰冷的空气中显得格外刺耳。
张顿会，上海本地人，1968年同济大学毕业生。十几年过去，他身上那种属于大都市的精明和乐观开朗并未被工地的风霜完全磨灭。
程鼎理猛地转过身，语气僵硬地打断：“没聊什么……”他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门口，仿佛担心什么。
“没聊什么？”张顿会拖过一张凳子，大喇喇地坐下，摸出烟丝卷了起来，火柴“嗤啦”一声划亮，点燃劣质烟草的气息弥漫开。“老王！老王知道吧？”他吸了一口烟，吐出一个歪歪扭扭的烟圈，声音压低了些，带着一种分享秘密的兴奋，“老王，王壬彪刚休完探亲假回来才几天？屁股还没坐热乎呢！就昨天，翻完这套图纸，”他用夹着烟的手指点了点我桌上那堆东西，“嚯！立马就去找羊科长了，说老家有急事！硬是把今年的探亲假又提前给用了！连铺盖卷都连夜扛走了！你说这事儿巧不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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