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墙外的石板路上，偶尔响起几声叫卖——是挑着担子的小贩，喊着“热包子、糖粥”，声音比之前亮堂多了。八月的粮荒乱局压下去，九月初的土改摸排稳了人心，城里的商户敢开门，小贩也敢出来讨生活了。
余念新从工业合作处的临时会议室出来时，天色刚蒙蒙亮。窗玻璃上凝着水汽，他用指节擦了擦，望着远处码头的方向——几艘货船正泊在岸边，那是合作处刚接收的“大通船行”的旧船，赵海生正带着工人检修，准备下个月去上海接设备。
他已经熬了两夜，眼睛里带着红血丝，却仍旧精神紧绷。安庆现在算是稳住了：粮食靠统一分配没再出乱子，户籍登记完成了八成，土改第一阶段的恶霸地主处置方案也报上去了。
但余念新心里清楚，这些只是“稳”，要让老百姓真的过上好日子，得靠“发展”——而发展的核心，是工业。
农民分到了地，欢天喜地地翻耕，但手里还是那几把豁了口的旧锄头；城里的纺织厂、碾米厂空着厂房，机器要么被国民党拉走，要么锈成了废铁；就连码头的吊机，都得靠人力推着转。
没有工具，没有化肥，没有新机器，农民还是靠天吃饭，工人还是没活干，这样的“好日子”，撑不了多久。
必须搞工业。要建化肥厂，让地里多产粮；要修机械厂，给农民造农具；要添纺织机，让工人有活干。但1949年的安庆，根本造不出这些设备，只能进口——二战结束四年，欧美国家正忙着处理战争剩余物资，发电机、车床、化肥生产线，都在低价甩卖。
更关键的是，此时西方还没对新中国搞封锁，“巴黎统筹委员会”的影子都没有，只要有钱有渠道，就能买到货。
可钱和渠道，都卡在了脖子上。合作处刚成立，资本家们虽然入了股，但都抱着“观望”的心思，把真金白银藏着掖着。
政府的财政只够发干部和战士的津贴，根本拿不出大笔资金；外贸渠道更是几乎断绝，除了赵海生认识几个上海洋行的人，再没人能搭上国外的线。
唯一的突破口，还是那些资本家。他们手里攥着浮财，藏着渠道，只是没被逼到份上，不愿真的拿出来。余念新跟郭万夫和张市长碰了头，三人一致决定：把安庆商会的核心人物请过来，把政策讲透，把底线划明，逼他们拿出真东西。
第二天一早，安庆商会的五位代表就被“请”到了市政府的会客室。说是“请”，其实是警备区的战士陪着来的——新政府办事，既讲政策，也讲威慑，尤其是对这些跟旧政权打了半辈子交道的商人，得让他们清楚，现在的安庆，谁说了算。
领头的是商会会长沈敬山，五十多岁，头发梳得油亮，穿一件浆洗得笔挺的长衫，肚子圆滚滚的，看着就像个藏着不少心思的老江湖。
他以前是做茶叶生意的，抗战时给日本人送过茶叶，解放战争时又给国民党捐过钱，哪边都不得罪，硬是把生意做大了，成了安庆商界的头面人物。
跟着他来的，有开布庄的王老板、做粮行的刘掌柜、搞运输的周经理，还有一个是前清的秀才，现在开着一家私塾，算是商界的“文化人”，专门帮着沈敬山打圆场。
几个人进了会客室，都不敢像以前那样摆架子，规规矩矩地坐下，眼神时不时往门口的警卫身上瞟——那警卫背着步枪，枪托擦得锃亮，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劲。
余念新没让他们等太久，拿着一叠文件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合作处的会计老陈。他把文件往桌上一放，没绕弯子，直接开口：“今天请各位来，是谈工业合作的事。安庆要建化肥厂、修机械厂，需要钱，需要设备，需要渠道，这些东西，你们手里有。”
沈敬山脸上堆起笑，语气轻得像踩棉花：“余委员说的是，我们都听说了。新政府要搞建设，我们商界肯定支持。这不，我昨天还跟几位老板商量，要是政府缺钱，我们可以凑一凑，算是为安庆的发展出份力。”
他话说得漂亮，却没提凑多少钱，怎么凑。余念新心里清楚，这是在跟他打太极——想借着“支持”的由头，探探政府的底，最好是能拿点好处，又不用真的出血。
余念新没接他的话，只是示意老陈把文件分下去。“这是合作处制定的《工业发展方案》，里面写了要建的工厂、需要的设备、大概的预算。各位都是生意人，心里有本账，看看就知道，这不是小打小闹。”
文件传了一圈，几个人都低着头翻，没人说话。沈敬山翻到预算那一页，眼睛跳了跳——上面写着“首期资金五十万银元”，这个数字，几乎是安庆商界一半的流动资金了。
他放下文件，清了清嗓子：“余委员，五十万银元不是小数目，我们得好好合计合计。不过嘛，投资总要讲个……”
“讲个什么？”余念新终于抬眼，目光落在他脸上，声音淡得让沈敬山心里一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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